王元化

(一)
□ 汪丁丁/文

　　孤独，确实是思想者的命运。他在世时，绝不迎合众说。他因追求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境界而受世人尊重，他在“学术凸显和思想淡出”的时代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在病危期间口述一信致友人林同奇，说他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因了他的思想而延续着。似乎命运之神也听到了他口述的信。象征性地，她让一名临时护工向世人传达了他辞世的消息。思想者走的时候身边无亲友，思想不为它自己送行。
　　半世纪前，元化先生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伴随着精神崩溃和急性失明而发生的，是他的第一次启蒙——每一个人获得勇气独立运用他自己的理性能力，康德谓之“启蒙”。
　　1962年，元化先生执韦卓民介绍信拜访熊十力，求学，求沉潜往复之学，求生命真谛之学。此前一年，他开始写作《文心雕龙柬释》。这是他终生写作而不辍的一部学术专著，自1946年始，多次重写，多次扩展，多次更名，发行总量已超过5万册，于2004年出版最终本，题目定为《文心雕龙讲疏》。据他回忆，先师汪公严曾为他讲授《文心雕龙》，使他受益终身，文史百科，博采众长，料自当日始。公严先生，1918年入清华学堂讲授国文并撰写清华校歌，始与元化先生的父亲王芳荃交往。王芳荃先生，字维周，1906年留学日本，1911年入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文，后赴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再返清华任教。1928年，罗家伦任清华校长，汪公严与王芳荃同时离去。1934年，汪公严赴长春，担任溥仪的自然科学老师，至1941年返回北平。1946年，元化先生任教于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由父亲引荐从学于汪公严。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其中有胡风1953年8月17日写给满涛和王元化的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被诊断为发生了“心因性精神症状”（即精神分裂症），……自那时起，一年内，王元化两次精读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书页满布圈点，在香烟盒等纸片上留下数万字读书笔记。
　　或许比理性生活更加重要，元化先生的情感生活，几乎完全维系于他的夫人张可（满涛的妹妹）、他的笃信上帝的母亲和姐姐，以及莎士比亚作品。1957年，审查结束，他和张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开始编译文集《莎剧解读》。元化先生与张可的文学生活，肯定诱发了远比文学和生活更深刻的思想体验，也或多或少为他们承受即将爆发的广泛得多的文化灾难提供了准备。那是他的第二次思想启蒙，他不再相信黑格尔试图概括的那些普遍适用和亘古不变的规律，他更关注具体的和特殊的体验。熊十力对他说过，读书，应以全部生命相冲击，方能有所感受。换句话说，那些被书写过的普遍规律，仅当我以我生命的全部体验与它们相冲击时，才呈现出它们的真理性，才不再是教条，此即元化先生所谓“融入生命的学问”。
　　1979年元化先生在《学术月刊》发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已经意味着重新解读马克思和黑格尔，导致了他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也因此，贺麟的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提出的“总念”翻译思路，远比其后数版沿用的基于列宁《哲学笔记》的“概念”翻译思路更深刻、更强烈地显示着对抽象的一般规律性的基于特殊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否定。
　　在他坎坷的生命历程中，始终以无限的爱与他相伴渡过漫漫长夜的，先是母亲桂月华，后是张可。如人类历史记载过的许多伟大女性一样，这两位伟大的女性，是她们养育了他的生命——身体的、情感的和心智的。纵观一生，他受母系血脉的影响最深。母亲的家族，桂姓，早得“新学”风气之先，由文学、英文、欧洲、基督教堂，而至北京的清华学堂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三代书香，耳濡目染，可谓“家学渊源”。1979年，桂月华93岁，写信给周扬，申诉自己的看法，要求他为元化先生平反。据云，此信促使周扬改变态度，同意平反王元化。1986年，桂月华辞世。元化先生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送别了母亲。关于妻子，王元化说她，“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虽然她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女性少有的坚强。……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2006年，张可病故，8月12日，又是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元化先生送别了张可。
　　于是这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上帝死了，因为爱的离去，人也死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有更多的时间，回忆与省思。这是接续着他的三次反思的思考。我推测，它的主题是“爱”——不是抽象而浅薄的概念式的“爱”，而是生命即将终结时，具体而丰富的、足以构成对全部20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思考之基础的爱的主题。

作者为杂志学术顾问

(二)
□ 吴敬琏/文

　　早就得到许纪霖教授的知会，元化先生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已经发出病危通知。乘4月下旬来上海授课的机会，前往医院探视。17日下午在陆家嘴金融研究院做完演讲，就直奔华山医院。出乎意料的是，元化先生虽然早已靠输氧、输液维持生命，但思绪清晰，平稳沉静，完全不像一个正在死亡线上随时可能会离我们而去的人。
　　元化先生先询问了我太太和他所器重的青年学者李波的近况，想起还没有给过我今年刚出版的两册“清园丛书”，便请陪伺的妹妹拿出赠我。他略有一点凄然地说：“这回我没有办法写字签名了，”谈话就转入了“正题”，也就是他此时此刻最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到底怎样？在我讲了自己的观察判断后，元化先生说：我看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马科斯韦伯指出过的“工具理性”膨胀问题。人们把理性当作实现物质欲望最大满足的工具，而不承认它有自我存在的理由，因而泯灭了对于文化的渴望和对于理想的追求。一些年轻人也满足于房子、车子等物质享受，而不关心我们的社会走向何处。
　　接着元化先生说，还是有些人在做工作。最近，林毓生先生组织把他的一些文章翻译成英文。还要开一些研讨会。许纪霖他们今年要在华东师大召集思想史研讨会，林毓生先生会来做演讲。这些工作，是会有好处的。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过去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有杰出表现的文人，像李白，常常有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另一方面又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眼前的元化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师，在他生命的尽头，充满心头的忧思，并不关乎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中国和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牵挂。其实元化先生是一直持有这样的态度的。他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研究莎士比亚，读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编辑《学术集林》，乃至反复重写《文心雕龙讲疏》，都是为了梳理思想文化的源流，以便挽救社会和推动进步。
　　在社会上，乃至在学术界中，有一种对元化先生的误解，认为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编辑《学术集林》，梳理中国思想的历史源流，是一种复古倒退的倾向。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梳理思想历史源流，对传统文化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正是认识现状和展望未来的必要前提。元化先生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例如，他为了研究卢梭的思想，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法国教师为他逐句翻译和讲解《民约论》，来准确理解法文原义；又在《与友人谈<社会契约论>书》中，对它作了逐章逐节甚至逐字的仔细解读。他做这种近于琐屑的考证功夫，不是由于“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弄清楚作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重要源头：卢梭关于“公意”的思想。事实上，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元化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为了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元化先生对毛泽东著作中提及的一些事件和概念，像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会议上的讲话、他对农民的态度以及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几种不同说法等等，也秉持了同样的态度，作过细密的考证和解读。他几次对我指出，不要小看那几篇短文，从它们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到统治中国数十年的政治思想的渊源和实质。
　　总之，元化先生对中国思想界的贡献巨大，在当代无人可比，也无人可以替代。现在斯人已逝，责任落在后来者的身上。我们只有继续他的工作，努力为中国和人类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文刊于“追忆王元化”专题，（www./topic/retrospectwyh/）。原题为“‘常怀千岁忧’的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