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王元化

 　　孤独，确实是思想者的命运。他在世时，绝不迎合众说。他因追求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境界而受世人尊重，他在“学术凸显和思想淡出”的时代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在病危期间口述一信致友人林同奇，说他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因了他的思想而延续着。似乎命运之神也听到了他口述的信，象征性地，她让一名临时护工向世人传达了他辞世的消息。。
　　半世纪前，元化先生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伴随着精神崩溃和急性失明而发生的，是他的第一次启蒙——每一个人获得勇气独立运用他自己的理性能力，康德谓之“启蒙”。
　　在他留给我的静默中，我才渐渐明白，孤独是可以产生勇气的。哪怕是被迫地孤独着，也足使一个人获得启蒙的勇气。众声喧哗，只有孤独的人能倾听静默。当我能倾听静默时，我学会了思考。
　　1962年，元化先生执韦卓民介绍信拜访熊十力，求学，求沉潜往复之学，求生命真谛之学。此前一年，他开始写作《文心雕龙柬释》——这是他终生写作而不辍的一部学术专著，自1946年始，多次重写，多次扩展，多次更名，发行总量已超过五万册，于2004年出版最终本，题目定为《文心雕龙讲疏》。据他回忆，先师汪公严曾为他讲授《文心雕龙》，使他受益终身，文史百科，博采众长，料自当日始。公严先生，字巩庵，善画，由旧学而新学，27岁入张之洞幕僚并与周彦昇共同编辑《劝学篇》，1918年入清华学堂讲授国文并撰写清华校歌，始与元化先生的父亲王芳荃交往。王芳荃先生，字维周，1906年留学日本，1911年入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文，后赴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再返清华任教。1928年，罗家伦任清华校长，汪公严与王芳荃同时离去。1934年，汪公严赴长春担任溥仪的自然科学老师，至1941年返回北平。1946年，元化先生任教于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由父亲引荐从学于汪公严。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其中有胡风1953年8月17日写给满涛和王元化的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被诊断为发生了“心因性精神症状”（即精神分裂症），……自那时起，一年内，王元化两次精读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书页满布圈点，在香烟盒等纸片上留下数万字读书笔记。或许比理性生活更加重要，元化先生的情感生活几乎完全维系于他的夫人张可（满涛的妹妹）、他的笃信上帝的母亲和姐姐、以及莎士比亚作品。1957年，审查结束，他和张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开始编译文集《莎剧解读》。
　　元化先生与张可的文学生活肯定诱发了远比文学和生活更深刻的思想体验，也或多或少为他们承受即将爆发的广泛得多的文化灾难提供了准备。那是他的第二次思想启蒙，他不再相信黑格尔试图概括的那些普遍适用和亘古不变的规律，他更关注具体的和特殊的体验。熊十力对他说过，读书，应以全部生命相冲击，方能有所感受。换句话说，那些被书写过的普遍规律，仅当我以我生命的全部体验与它们相冲击时，才呈现出它们的真理性，才不再是教条，此即元化先生所谓“融入生命的学问”。其实，1979年元化先生在《学术月刊》发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已经意味着重新解读马克思和黑格尔，导致了元化先生19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也因此，贺麟的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提出的“总念”翻译思路，远比其后数版沿用的基于列宁《哲学笔记》的“概念”翻译思路更深刻，更强烈地显示着对抽象的一般规律性的基于特殊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否定。
　　在他坎坷的生命历程中，始终以无限的爱与他相伴渡过漫漫长夜的，先是母亲桂月华，后是张可。如人类历史记载过的许多伟大女性一样，这两位伟大的女性，是她们养育了他的生命——身体的、情感的和心智的。纵观一生，他受母系血脉的影响最深。母亲的家族，桂姓，早得“新学”风气之先，由文学、英文、欧洲、基督教堂，而至北京的清华学堂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三代书香，耳濡目染，可谓“家学渊源”。1979年，桂月华93岁，写信给周扬，申诉自己的看法，要求他为元化先生平反。据云，此信促使周扬改变态度，同意平反王元化。1986年，桂月华辞世。元化先生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送别了母亲。关于妻子，王元化说她，“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虽然她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女性少有的坚强。……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2006年，张可病故，8月12日，又是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元化先生送别了张可。
　　于是这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上帝死了，因为爱的离去，人也死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有更多的时间，回忆与省思。这是接续着他的三次反思的思考，我推测，它的主题是“爱”——不是抽象而浅薄的概念式的“爱”，而是生命即将终结时，具体而丰富的，足以构成对全部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思考之基础的爱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