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

    龚育之是去年7月份因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的。一个多月后，我因为脑血栓也住进了北京医院。由于我行动不方便，他便多次来病房看望我，聊些彼此都关心的问题。后来他出院了，但不久又患肺炎住了进来，旧病添新疾。今年以来，龚育之的病情时缓时重，听说几次报病危。他的夫人孙小礼一直守护在身边，因为知道我关心着老龚的病，也时常抽空来病房看望我。从她那里我知道，龚育之与病魔搏斗得很顽强，始终保持着健康的情绪，每当感觉好一些的时候，就口授文章，让小礼记下来。可以说他一直在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终结。
　　虽然这些日子对老龚离开这世界，我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我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毕竟只有78岁，不该这样早就离开我们。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想搞的研究、想写的文章没有来得及完成。
　　最初认识老龚是在1950年，那时我在中宣部负责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到清华大学开座谈会，了解大学生学理论的情况。他那时担任理学院支部的宣传委员，彼此就认识了。1952年，他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我们又成了同事。屈指算来，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尽管我比龚育之年长许多，但二人之间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我们先后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我是物理系，他是化学系；我们都是在清华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都在中宣部科学处，从事党的科技政策研究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工作。
　　在中宣部，我们还共同做过一项工作，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1956年我们一起参加制定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的工作。按照这个规划，在中科院哲学所组建了自然辩证法组，我兼组长，他先后兼任学术秘书、副组长，参加这个组的还有陈步、许良英、赵中立、何成钧、林万和等；当年我们还一同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老龚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结集出版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影响很大。60年代，《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登了日本坂田昌一教授《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兴趣。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找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谈到坂田的文章。老龚参加了那次谈话，还做了详细记录，流传很广。8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他的住所，又把周培源和我找去，专门谈坂田文章，谈哲学问题。60年代开始，我们还一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
　　“文革”中，“最高指示”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部长陆定一是“大阎王”，副部长周扬等是“二阎王”、“三阎王”……我是处长，成了“大判官”；龚育之只是干事，也成了“小判官”，因为他参与过“二月提纲”的事情。开批斗我的大会，老龚成了“陪斗”。被打倒以后，我们都进了“牛棚”，关在北京市委党校。后来，又一起下放到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从“棚友”变成了“校友”。
　　1975年，我在邓小平领导的国务院政研室工作，龚育之被从教育部借调过来，我们又一起共事。那年，胡耀邦、李昌等主持起草整顿科技工作的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和老龚先后参加了修改。不久，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遭到挫折。“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那个文件被指责为“三株大毒草”之一。
　　“文革”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龚到毛著编委会办公室。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了，但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对我国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们还多次一起参与一些文件的起草、修改或讨论。起草历史决议，他是主力之一，我参与过讨论和提意见。起草十二大报告，我们还在玉泉山一起讨论过稿子。起草精神文明决议、十三大报告，他还是主力之一，我也参与过一点工作。
　　我们的研究方向在许多方面也是共同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党史等等，因此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共同创建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我和他先后担任过会长。80年代以来，他虽然担任了繁重的编辑党的文献和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但是仍然关注和热心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
　　多年的交往，使我和龚育之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每年中宣部原科学处的同事们聚会，他都热心参与。在朋友们为我举办的学术活动研讨会上，他不仅亲临会场，而且非常认真地准备发言。近年来，我开始写些党史方面的回忆著作，完成后都要给龚育之看，他也总会作出些评论。他说：“如果说《文革中的我》还应该算是一本涉及党史的个人自述，那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一部党史方面的史论专著，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就是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党史方面的史实专著了。”龚育之认为，在党史研究方面，能发表一些结合个人经历的著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是党史方面的专家，能够得到他的肯定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2001年，龚育之送给我“不背初衷，与时俱进”八个字。按照他的解释，就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经历了多少复杂和曲折，都不背离最初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是一个盲目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者、抱残守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应是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开拓未来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这既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体现了他本人的精神境界与追求。
　　在我的心目中，龚育之是一个好学勤思、知识渊博的人，他不仅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功底，在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写过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他还是一个思维敏捷、治学严谨、才华横溢的人，是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曾参与起草和修改了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为党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又是一个不知疲倦、忘我奉献，一贯做事认真周到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承担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也为这个国家和党，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所以才走得这么早。如今他安息了，却留给我们——他的老朋友们无尽的思念。在前年我90岁生日的一个聚会上，龚育之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概括了我在过去70年间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后来，这篇文章以《我认识的于光远》为题发表在2005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文章的末尾，龚育之以四句话表达了对我的祝愿：“人生九十古今稀，学贯两科今更奇，不背初衷坚信念，与时俱进奔期颐。”还说“人生百岁，叫做期颐。我们希望：十年之后，再来共同祝贺于光远同志百年大寿”。
    老龚这么写，意思是祝愿我活得更长一点。言犹在耳，余音绕梁，没想到他反而比我走得更早。想起这些来，我心里就很是难过和悲痛。
　　杂志希望我能够写一篇缅怀龚育之的文章。我想，尽管老龚的主要研究领域并不在经济理论和财经问题方面，但他对我国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创造性地研究理论和历史的科学精神，的确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我在病中，不能详尽回顾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写下这样一些简短的文字，也许是寄托对他的哀思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2007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