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

　　以采访政治人物知名的西方记者，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先有30年代到延安窑洞采访毛泽东的埃德加·斯诺（1905－1972），后有其部分采访录见诸《邓小平文选》的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法拉奇1929年6月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细工木匠家庭。2006年9月10日，法拉奇坚持从她居住了十余年的纽约回到出生地。四天后，在一家小诊所病逝。
　　法拉奇16岁时，为支付去医科学校的费用而成为记者。她曾被派去好莱坞采访明星，后来成了战地记者，走遍越南、拉美、中东和印度次大陆。她很时髦，对皮革、珠宝和帽子有着很高的品味；即便在战火中，仍旧涂着睫毛膏和指甲油，眼线画得又黑又重。1968年，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抗议者。动乱中，法拉奇中了三枪，士兵以为她死了，把她扔在停尸间。
　　法拉奇一生曾与数十位世界风云人物交锋。《洛杉矶时报》把她称作“没有一个世界大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她在中国的名声，要高于她的祖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风云人物采访记》1983年在中国出版，先后印刷了几十万册。
　　1980年，法拉奇将目光转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她对邓小平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法拉奇紧追不放：“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两人一度就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评价问题发生争论。采访结束，邓小平与法拉奇握手道别，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精彩极了！”51岁的女记者回应。
　　法拉奇独特的个性和锋芒，在对世界级政治家的采访中毕露无遗。1972年，当时世界政坛的超级明星基辛格在她追问下，公开承认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是一场无用的战争。这次采访，后来被基辛格称为“我与媒体人士最灾难性的一次谈话”。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让她等了两个小时。为报这怠慢之仇，她朝他的新闻秘书头上猛投去一本书，并指着警卫营当面问卡扎菲：“如果群众那么热爱你，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保护呢？”
　　法拉奇自称为记者、作家、战士和历史学家，前两个称谓受到世界公认；但要求“战士”或“作家”遵守新闻专业主义中的核心——客观性，则几乎没有可能。她在采访中直言卡斯特罗的体味难以忍受；1979年，她不得不穿着伊斯兰女性传统的长袍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当着霍梅尼的面，她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的破衣服”扯了下来。
　　对于不一定熟悉和认可新闻专业主义的普通人，带观点的记者被普遍接受。人们觉得美国主流新闻界那种客观冷峻的采访风格有些乏味，性情反而成了魅力所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大牌电视记者丹·拉瑟对萨达姆的采访，就因“过于谦恭软弱”而饱受批评，令人“怀念起法拉奇来”。
　　这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女人，高高的颧骨，一双忧郁的蓝灰色的眼睛，时常梳一条辫子，永远夹着一支香烟。她一生未婚，无子女，却写过一本《给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的信》。1973年，法拉奇去采访37岁的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诗人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纳帕古里斯是一个法拉奇迷，两人一见钟情，法拉奇怀孕了。但孩子的父亲只是在电话里简洁地提议，以AA制的方式分担堕胎的费用。帕纳古里斯1976年死于车祸，法拉奇为他写了纪实小说《A Man》，两年内在意大利即卖出150万册，它的中文版被翻译为《人》。
　　法拉奇另一个引发争议的地方，是她一生政治立场的变化——有人说是“从左到右”。早年作为战地记者，报道越战和巴以冲突，她明确站在被侵害的弱者一边；加上1968年学生造反那个反西方文化年份的影响，她应该是处在西方文明批判者的立场上。1991年的海湾战争，似乎是她思想的一个新起点。在以62岁高龄重返战地记者行列后，她的作品中不见了对西方出兵国家的谴责，笔触倒是难得的客观平实，记录了她随多国部队飞机出航的经历。
　　基于国内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普及的现实语境，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法拉奇的新闻风格。至于她一生的政治见解，前后也没有有那么大的差异；因为有一根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文明进步、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这样的普世价值。■

    作者为新闻学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