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私讳花样

　　中国过去的避讳，可分国讳和私讳两类。国讳，指在位老大及其老子和老子的老子的名字，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必须离得远远的，口不能言，笔不能书，否则严惩不贷。
　　唐高宗时制定的《唐律疏议》中便明确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也就是说，臣子进言或是打报告，若是一不留神沾上皇上之祖宗牌位上的名讳，就得挨上几十大板。因此，当时人们不能说“大禹治水”，要说“大禹理水”，因为唐高宗名李治；也不能说“龙腾虎跃”，要说“兽跃”，因为唐高祖李渊的爷爷名李虎，被追认为景皇帝，祖宗牌位上有此一号。甚至连“甲乙丙丁”也不能说，因为李渊的父亲名李，丙与发音相同。白居易写过一篇《太湖石记》，内云：“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景丁品之。”这里的“景”字就是“丙”字的避改。白居易若是不懂这套规矩，早就被打得臀部崛起，哪里还会有情致自号“乐天”。
　　所谓国讳，实乃一家之讳，不过是最高执政者显示自己威严的手段而已，与国家利益毫不相干，于民众生活则是大大的不便。但是，既然权柄掌握在这等人手里，一般百姓只能干忍着。
　　国讳之外，中国过去还有私讳，也称家讳，即一般人对于父名的避讳。《邵氏闻见后录》中，便辑录了一些文人的家讳资料：司马迁父亲名司马谈，故《史记》无“谈”字，改“赵谈”为“赵同”。《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名泰，因此他在《后汉书》中将郭泰、郑泰等人的名字通通改为“太”字。杜甫父名“闲”，故而杜诗无“闲”字，“邻家闲不违”者，古本为“问不违”。唐代散文家李翱父名楚今，故其为文，皆以“兹”代替“今”字。这类避讳属于大路货，尽管会给阅读典籍造成一些不便，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毕竟有限。还有一些避讳则全无规矩可言，纯属一些人随心所欲弄出的花样。
　　。唐文宗时，一次选定礼部侍郎高锴负责科举考试。应试者中有一个名叫裴德融的读书人，高锴还没有了解其水平，便下达了封杀令，对他说，你父亲的名讳是“皋”字，如果我让你考取了，就会一辈子不舒服。在高侍郎看来，“皋”与“高”同音，裴德融参加他所主持的考试，便属冒犯。裴德融被逼无奈，只得放弃考试，另谋出路。
按照古代通行的避讳规矩，只避名而不避姓，即便国讳亦如此，否则就会乱了套。而高铠利用手中职权，硬将考生的父讳与自己的姓挂钩，生生断了人家前程。此种行径实在过于霸道。
　　在私讳上玩花样者也并非一无是处。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率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没有田某的胡作非为，就不会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生动的语言，绝非帮闲者能够生造出来。
　　因避讳闹出的笑话还有不少。南宋孝宗时作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钱良臣，官做大了，谱儿于是也大了，总要自讳其名。他的小儿子十分乖巧，每逢见到书籍中出现“良臣”二字，便自动以“爹爹”代替之，让钱良臣好不舒服。一次，小钱诵读《孟子》，读到“今日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便不假思索地改为“今日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哇塞！
　　五代时的冯道，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伺候过十个君主。在天下大乱之际，一般在官场上混的人能保住脑袋就谢天谢地了，而冯老却能高居相位二十余年，的确有些本事。别的不说，光是记住这十个老大的名字，并在言谈话语中处处回避之，就是大学问。对于这样一个官场不倒翁，人们自然不敢直呼其名，由此便闹出了故事。据《籍川笑林》记载，一次，冯道的门客给他读《道德经》，为了避讳，将其中的“道”字都改为“不敢说”，于是《道德经》的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就变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等门客，实在没资格混饭吃。帮闲的职能就是要把敏感的话说得恰到好处，什么都不敢说，要你有何用？
　　中国古代官员，也有并不看重家讳者。大名鼎鼎的包拯便是其中一个。据《翰府名谈》载，包拯出任开封府尹时，府中的吏员请他明示家讳，以便今后回避。“公瞋目曰：‘吾无所讳，惟讳吏之有赃恶者。’”这话听着确实解气，只是有点像小说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