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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谢林讲博弈论故事

2005年12月26日 11:17 来源于 caijing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荣膺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名满天下。不过,他总喜欢把自己称为“不安分的经济学家(errant economist)”。
  的确,他既不是抽象理论家,又很少从事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工作。毕业于哈佛经济系,在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任教二十多年的谢林,曾长期担任美国政府顾问。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思维活跃。同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托宾回忆,早在哈佛读书时,此公的思想就“比别的同学和教授们深几个层次”;萨缪尔森也说“时间磨不平他的创造力,他的路数总是变幻无穷”。诺贝尔授奖委员会把他誉为经济理论的“探路者”,确是精当。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谢林主要研究“冲突与合作的策略行为”,即“非合作博弈论”。他把博弈论应用于国际政治,提出了一整套冲突、对抗、谈判、合作的理论。其中的“可置信威胁”学说,被1994年的诺奖得主塞尔滕(R. Selten)系统化,并引出了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的工作。他在20世纪50年代讲的一系列协调博弈的“故事”,启发了与他同时获奖的奥曼(Robert J. Aumann)的研究,后者最终提出了对纳什均衡的拓展——“相关均衡”。
  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则启发了2001年诺奖得主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的工作。那是在一次午餐讨论时,谢林问斯宾塞:为什么加州海滩上冲浪的人和冲浪的人在一起,游泳的人和游泳的人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某种机制在起作用。斯宾塞说,他的“信号博弈”和“市场细分”的灵感,便是来源于此。而谢林在这方面的工作,除了他1971年的文章《分隔的动态模型》,就都集中在这本《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之中。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个体的动机如何集结成宏观行为?为什么一个民族会聚集成一个国家(最典型的例子是现代以色列的建国历程)?为什么特定货币需求行为的积聚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为什么学校里男孩和男孩在一起,女孩和女孩在一起?
  传统上研究“总量经济行为”的宏观经济学,由于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无法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谢林认为,所有这些“集聚”行为,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多人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的均衡解。当囚徒困境博弈从双人扩展到N人时,决策主体结成“联盟”,互相合作,便优于每次都选择“绝对自私”的策略。当合作确有较大利益、且人们认为他人将加入联盟的时候,参与联盟的人数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加。
  我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支持这个假说的例子,例如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秦朝的天下立时土崩瓦解;又例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联产承包“忽如一夜春风来”式的“遍地开花”。当然,团体的维持不是绝对静止的,随着收益函数的变化,会出现从“囚徒困境”到“合作解”的各种均衡形式。
  以上的介绍也许有些技术性,不过,不熟悉博弈论的读者在谢林的这本书前大可不必望而却步。在经济学界,谢林被称为“最易读的经济学家”之一。也许是长期担任政府顾问、多有建言献策的缘故,谢林善讲故事;《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虽然是理论探讨,但写得入木三分,引人入胜。它不像其他经济学著作那样,要么充满了数学公式,要么是冗长的概念讨论、史料考据、哲学思辨……实际上,它是在一个一个 “故事”里层层推进其逻辑的。谢林用围观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堵车来描述“囚徒困境”,用哈佛业余俱乐部的兴衰来描述“集体行动的悖论”,用鸡尾酒会上的“扎堆”来类比种族和阶层的隔离——这种处理,使经济学变得触手可及。
  经济学的智慧,表面看来是在繁复的数学模型和冗长的逻辑推理之中,但假如这就是它的全部,经济学和运筹学、系统科学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实际上,用数学表达出来的经济学,只是“相”而不是“体”,经济学的智慧更多地是蕴含在一个个故事之中;在此基础上,经济学理论才得以构建、传播和应用。斯密的“制针工厂”,小穆勒的“灯塔”,科斯的“稻田里的牛”,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这都是经济学的绝好故事;对这些故事的理解和阐释,展现了一个个经济学的框架。
  当然,讲故事也有好手和庸手之别。谢林的故事,不但讲得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而且处处渗透着理论的洞见和分析,使人眼明心亮。这是坊间那些充斥着的冠以“博弈论”之名,把理论生搬硬套于现实和历史事例的通俗读本所万难企及的。而且,精彩的经济学故事都有多义性,阐释因人而异,对于谢林的那些故事,我们不妨侧耳倾听,仔细回味。■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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