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繁荣》书摘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思考着权力如何与繁荣相关的问题。其实，早在1340年左右，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斯伊纳共和国的领导人就委托艺术家创造了两幅壁画，壁画的主题就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由安布鲁吉奥劳伦扎蒂（Ambrogio Lorenzetti）创造的这两幅壁画，占据了整个斯伊纳九人统治委员会的议事厅，壁画的题目分别是《坏政府的寓言》和《好政府的寓言》。壁画为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而又简化的看法。 　　在劳伦扎蒂的壁画中，坏政府是由一位暴君的肖像所代表的。他坐在断壁残垣前，主持邪恶堕落的政务：残暴、背信、欺骗、狂躁、分裂、好战、贪婪、骄傲以及虚荣等等。围绕着暴君形象的是各种各样的掠夺行为，例如战争、犯罪和对正义的践踏。它们均以中世纪公共艺术特有的戏剧和服饰表达手法表现出来。 　　相反，在墙的右边，有个共同的善的形象，主持着诸如以智慧、和平、正义、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谐为代表的好政府的事务。《好政府的寓言》里面的人物形象分成值得注意的两组。一组是士兵与囚犯，而他们的左边则是一群政务官员。这两个次要场景涉及的主题在奥尔森的书中得到特别的注意，其核心问题就是权力的运用，及在这一运用过程中市民的作用。 　　与好政府的壁画相联的是两个画面，即好的城市和好的国家。这两幅画面展示了在成功的治理安排下出现的繁荣景象。在好国家的壁画中，农民在富足的土地上忙碌着，毛驴载着谷物在小山上悠闲地走着，它们的目的地则是好城市壁画中繁忙的市场。好城市周围则是载歌载舞的人们，街上热闹非凡，建筑物富丽堂皇。这些壁画对展示当时斯伊纳共和国内部的治理状态很有意。但是委托做这些壁画的政权在1355年，由于瘟疫和查理四世的外部威胁，以及其内部的利益纷争而崩溃了。斯伊纳的发展立刻停顿了，但是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丰富的中世纪生活的博物馆，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善治的脆弱性。 　　这些壁画诞生之后600多年的20世纪，一位新闻记者的问题促使奥尔森去追问：为什么在坏政府崩溃以后还不会出现经济繁荣呢? 劳伦扎蒂用壁画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奥尔森则以经济学学科的训练与理论创新，用一生的时间在追问公共与私人繁荣的根源。本书就是奥尔森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 　　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有稳定、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他注意到，这些条件以及由之而来的最好的经济效果，在那些制度能够使权威性的决策服从全局而不是狭隘利益，以及权利得到完全尊重的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奥尔森指出，这些制度安排揭示了政府经济增长的类型。在小集团或者孤立的市场中，可能有契约的强制执行以及财产体制，而需要增长的复杂市场的发展不能没有政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就很难发展可信的财产或者契约执行体制。 　　奥尔森在对这个结论的研究中，予以苏联及其后继国家特别的关注。但是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许多还没有达到经济繁荣的地方。就如劳伦扎蒂的壁画所清晰表达的，奥尔森看到了壁画背后的东西，因而去问为什么有些政府能够提供支持市场成长的公共物品，而有些政府则抑制了繁荣的出现。 　　劳伦扎蒂壁画中内容的反差涉及的其实是治理的结果问题，但是关于后共产主义的辩论常常把国家与市场看做是不能比较而不是互相补充的两个东西。这种观点对历史上反市场的苏联来说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奥尔森指出，它对我们理解那些国家在促进繁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地方却是没有帮助的。 　　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崩溃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恢复速度的不同，与国家的强度以及国家如何运用权力有很大的关系。外部投资和国内投资的水平，新兴私有公司的增长以及其他转轨措施的运用，取决于国家提供基础制度以及克制自己掠夺行为等因素。如果法院不能可靠地执行合约，或者法官不能强制执行合约，或者国家及其官员与私人投资纠缠在一起，那么国家就是短命的。虽然这个普遍的结论很容易就能作出来，但是奥尔森对政权的类型以及治理与影响增长的制度之间互动的特殊性，还是给予了非常缜密的分析。 　　在写完本书的草稿之后，奥尔森创造了一个概括何种政府可以获得繁荣的词语。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government)。如何提供强化市场型的制度安排确实是个包罗万象的问题，例如，从适当的法院和合约执行，到政府财政活动的管制或者教育的开放，等等。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所强调的这些，确实是现在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摘自《权力与繁荣》序言，参见“7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