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翎溯源

 　中国男人在某些方面很像外国女人。比如说，两者都曾喜欢在帽子上插两根羽毛，四处招摇。不过，这样做的终极目标却大不相同，后者为挑逗异性，前者为吓唬他人。因为中国男人帽子上有此零碎儿的，多为耍枪弄棒的武夫。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帽插羽毛的武士形象便已经出现在青铜器上。汉代以后，此种装束逐渐制度化，“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冠。”所谓“冠”，就是在武冠的两边各插上一枝鸟的尾羽。据说，鸟是一种好勇斗狠的鸟，一见对手就往死里掐，让武将插上它，就是希望他们借此增添精神动力，像鸟一样玩命却敌。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有资格在帽子上弄两根羽毛显摆的，多为“天子武骑”，担负着保卫皇室的重责。如果这些侍卫遇事退缩，天子便有些麻烦了。
　　不过，要想插羽毛先得弄清相关问题。这个鸟虽然美德多多，但只存在于虚拟世界，书本上有描述，现实中无踪影。因此，考证出应该从现存的哪种鸟的屁股上薅下毛来，给皇家警卫插上才好使，便成了理论家的任务。
　　应劭《汉官仪》称：“，鸷鸟中果劲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碎。”照他的说法，应该属于鸷鸟即鹰雕一类的猛禽。而司马彪《续汉书》中则说：“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在这里，又成了野鸡的一种。还有人说它像鹞子，更有人说像麻雀，实在是莫衷一是。最后，大概是根据孔老夫子“吾从众”的训导，专家们确定数量较多的野鸡为，并报请最高领导批准，才算了却了这桩公案。《南齐书·舆服志》中便明确规定：“武骑虎贲服文衣，插雉尾于武冠上。”后世戏剧舞台上的武生、武旦，头盔上常常插着两根长长的山鸡尾羽，并发展出了一套专门耍翎毛的翎子功，这大约就是在冠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以勇雉为，其实未必稳妥。因为勇雉之“勇”，是在“斗对”，即同类相残，而两雉之所以会相斗，并非为了野鸡世界的公理正义或重大是非，而是争夺异姓——母野鸡。这个目的实在是不够高尚。如果真的以此去激励皇家侍卫勇敢战斗，非但皇上安全没有保障，后宫嫔妃更是危险。由此看来，古时理论家未免有些毛糙，只是想着如何讨好圣上，到头来却干了些顾头不顾腚的事情。
　　不知是不是某个高明领导发现了这个隐患，到了唐代，冠之名虽在，但已经不怎么插野鸡毛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冠的前部缀一“鸟”模型，其模样多不类野鸡而像家雀儿。既是模型，形状眉目便可弄得不太清楚，让人没法和现实鸟类挂钩。这样既保留了的抽象美德，又免却了一旦实指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实在是高。以模糊方式对待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时不失为上上策，就像“不争论”。
　　尽管出于宫掖安全考虑，野鸡毛不可再与皇家武士为伍，但是它们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到了元朝，蒙古贵族的冠帽上再度出现了雉尾的身形。不过，此番野鸡毛重返帽顶，已不再有外部强加的伦理色彩，而是恢复了其本来功能，成为纯粹的装饰物。元朝贵族贵妇都有帽插雉羽的习俗，其数量不等。有的是一根高高挺立于帽顶，有的则是一组置于帽后，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画像中，就有这样的打扮。其时，蒙古贵妇还创制了一种独特的帽子姑姑冠，也译为罟罟、固姑或罟姑。据《新元史·舆服志》载：“凡后妃及大臣之妻，皆戴姑姑，高围二尺许，用红色罗，唐步摇之遗制也。”姑姑冠的形状像一个细长的花瓶。它以铁丝、桦皮、凉竹等材料为胎，外蒙红罗金帛，然后缀以珠玉等物，有的还要在顶部插上羽毛。周锡保教授推断，如果加上顶部的羽毛，姑姑冠可能在3尺以上。果真如此，此冠可称古今第一高帽了。现在蒙古族还有顶碗舞流行，女舞蹈家头上功夫很是了得，能顶着一摞十几个饭碗而翻转腾挪自如，这大概与其祖先常戴姑姑冠不无关系。沈从文先生认为，姑姑冠与唐代的金步摇无丝毫相同处，但这并未影响此高帽问世后所引起的轰动。当时有人赋诗：“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这盛况，绝不亚于今日的时装表演。
　　不过，戴姑姑冠也有其不便之处，因为太高，“出入庐帐须低徊”，坐专车时，还得事先取下冠上的野鸡毛交给侍女保管，否则便挤压坏了。看来，高帽子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戴的。
　　明清两代，野鸡毛淡出官帽领域，接替者为靛染天鹅翎和孔雀翎。虽有资格插羽毛者已不限于武将，但女性此时又被打入另册。这一时期，也很有不少故事。容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