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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怀念之名升级一下革命友谊

2017年12月07日 12:33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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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征服怀疑一切的库尔贝,除了否定一切的蒲鲁东。当全法国最高傲的艺术家,遇到全欧洲最高傲的理论家,唯有心悦诚服
《蒲鲁东与家人》。作者库尔贝,创作于1865年,藏于巴黎小皇宫美术馆。

文|杨健

媒体人

  这幅画背后,藏着两个外省人之间的友谊。

  他们是勃艮第老乡,都带着一种外省青年特有的自卑、矜持和谦恭来审视他们寄居的城市——19世纪中叶的法国帝都巴黎。后来,他们都意料之中地实现了精神气质上的反转,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一堆“自负、放肆和傲慢”的表情包。

  画中人是蒲鲁东,作画者是库尔贝,前者比后者整整大10岁。两人相识于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巴黎安德列大街啤酒屋。此处是当时法国政治荷尔蒙的集散地,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失意贵族、流氓无产者等等,常在这里谈天说地,而意见领袖永远是把“财产就是盗窃”当口头禅的蒲鲁东。

  那一天,一如往常,蒲鲁东又是一通海阔天空的猛侃,而后坐下来喝啤酒润喉,听众们正酝酿辞藻准备商榷。此时,波德莱尔领着一个年龄相仿的小青年坐到了蒲鲁东的桌旁。他脸颊清瘦,目光冷峻,自带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态系统。波德莱尔为两人作了介绍,“皮埃尔(蒲鲁东名),他就是给我们杂志画《街垒上的起义者》的朋友,他叫居斯塔夫(库尔贝名)。”

  蒲鲁东:嗨,你好!

  库尔贝:你好!

  一对口音,竟是同乡,蒲鲁东老家贝桑松到库尔贝老家奥尔南不足50里。陌生所引发的距离感,瞬间被乡音所消弭。一个名字尚未见诸报端的年轻画家,同无政府主义之父狠狠地握了握手。从此,库尔贝在美术界的名气,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拔到了云端。圈子决定你的命运,170年前的法国也遵循此原则。不久,库尔贝就被艺术评论界称作“当代伦勃朗”。

  很难说库尔贝在政治立场上多么认同蒲鲁东,他对现实政治甚至有几分疏离感。真正让他们走到一起的,一方面是同乡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气质上的投缘。没有什么能征服怀疑一切的库尔贝,除了否定一切的蒲鲁东。当全法国最高傲的艺术家,遇到全欧洲最高傲的理论家,唯有心悦诚服。

  库尔贝轻易不认可谁,他是个自己要做老大的人。可一旦他服了哪位老大,便抱之以江湖式的义气。

  1849年,蒲鲁东撰文抗议时任总统的路易·拿破仓·波拿巴派兵剿灭罗马共和国,被当局判了刑,吃了三年牢饭。1852年,当蒲鲁东刑满释放的时候,在监狱门口迎接他的是库尔贝。

  上述一幕,可以用《英雄本色》里的镜头来脑补。不过,若仅以此来解读蒲鲁东与库尔贝的关系,容易走入水泊梁山式的岔道。事实上,两人的友谊更多体现在蒲鲁东政治思想对库尔贝创作观念的引领。

  他们深度勾兑的时期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前期,工业革命初成,金融资本发展,对外扩张迅猛,但政治气氛却依然沉闷压抑。这种政经结构透射到艺术上,就是古典主义及其各种改款,仍是主流,向过往、向历史、向传说而非向当下、向真实、向生活寻求素材,是画家创作的基本姿态。

  掀翻这种局面的,是蒲鲁东的理论和库尔贝的实践。如果说蒲鲁东是在用文字在画画,那么在画画的库尔贝就是他最好的模特。

  1863年,蒲鲁东与库尔贝频繁通信,就创作观念进行探讨。蒲鲁东强调艺术的实用性,但他艰涩枯燥的理论,却缺乏感染力和穿透力。相反,库尔贝则凭艺术家的直觉为蒲鲁东的理论提供了许多生动和敏感。

  在两人通信中,库尔贝为自己的理论导师奉上了不少提神的句子,这些句子是对蒲鲁东理论的格言化处理。一来一往,一本艺术哲学被蒲鲁东列入了写作日程,书名叫《论艺术的原则和社会功能》。

  这本书是蒲鲁东的最后一本著作。

  《论艺术的原则和社会功能》起笔是1863年,很遗憾,此书未及出版,也就是1865年,作者猝然去世。

  蒲鲁东的死,让库尔贝陷入了无边的痛苦和彷徨——一种精神上的踏空失重。画家脑子里不断闪过蒲鲁东的身影,而想着想着,一种愧疚便袭上心头:原来自己从来没给最信任的人画过肖像!此情成追忆,当时已惘然。

  作为补偿,库尔贝立即找来了蒲鲁东生前的照片,一笔一划近乎完全不走样地描摹了蒲鲁东的形象——《蒲鲁东与家人》。那是1853年的春天,蒲鲁东出狱不久。他坐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身旁是摊了一地的书。两个女儿,一个在玩耍,一个学习。思想家戴着眼镜,左手托腮,右手扶膝,目光深邃,穿越时空。

  此时此地,有万般怡然。仿佛在为蒲鲁东的艺术理论做着注脚:艺术的原则在于揭示我们所有的包括那最私密的思想、脾性、德行、恶习以及缪误,由此引导我们去认识自身……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邱祺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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