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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

2017年01月14日 14:10 来源于 财新网 | 标签: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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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5岁接受采访时,周有光曾说:全球化时代到来,需要与过去不同的世界观。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这个视角一转换,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资料图:周有光 东方IC

  记者按:第一次拜访周有光老先生是在2010年3月,那时他的《朝闻道集》刚刚出版。那时他105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从宗教谈到文化,再到历史、政治、经济,三小时过去,毫不疲倦。此后我又去拜访过两次,每次都颇得教益。

  2017年1月14日,周老仙逝。前一天,他刚刚过完112岁生日。据说这半年他逐渐变得沉默,但他留下了一句话,“过去是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中国”。这句话在下面这篇文章中他也讲过。他留下的思想与话语是给我们所有人的财富,值得一读再读。

  愿周老一路走好。

  文 | 刘芳

  今年北京的3月仍属寒冬,在穆旦描述为“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不到六点钟,窗外便又冷又昏黄。前一天下起今冬第十场雪,平日喧闹的城市少有的安宁。胡同里三只小猫在四合院门口游逛,六只绿色眼睛射出逼人的光芒。

  周有光住在这片老城区近三十年了,四间房加起来不到五十平米,他从不介意,称“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九平米大的书房里有一张黄漆小书桌,90厘米长、55厘米宽,漆掉了许多。左边摆着书稿,右边搬开电子打字机,便能挪出一片写字的位置。105岁的周有光坐在书桌前,笑眯眯讲起话来,开心的时候他会以手掩口,仿佛大笑失了礼仪。

  他喜欢用的形容词是“了不起”。“许多人以为我们有敦煌很了不起,这个现在看起来如此荒野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文化呢?历史上,敦煌是从巴米扬开始一直延伸过来的犍陀罗文化带(注:印度佛教文化和古代希腊文化的混合),绝大部分都被伊斯兰教毁掉了,只剩下东面头上敦煌这一段,而且不是这个文化带里水平最高的。”

  他随手在面前的稿纸上写出犍陀罗的英文Gandhara,由于不能确定拼写是否准确,很抱歉地笑笑:“我现在年纪大了,原来知道的东西我都写不出来了。”

  从宗教谈到文化,从文化谈到历史、政治、经济,三个小时过去,老人仍不觉疲倦。晚饭时保姆进来打断他,要他下次再讲,他问我: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吗?我婉谢,他说:那我还要再讲一会儿。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江苏常州青果巷。这条巷子很有意思,还住过瞿秋白、赵元任,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在常州中学读书时,他钦佩一位叫吕叔湘的学长会背《诗经》,两人那时结识,想不到后来都从事语言研究。

  上世纪二十年代,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要他拍一张西装照片寄去,他因为一直在常州,“土得很”,结果到照相馆戴了一个领带,又系上一个领结,成了日后同学必提的笑料。

  周有光的专业是经济学,曾去日本留学,之后回国在大学任教,并曾任职当时“四小银行”之一的新华银行,派驻纽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从美国回来。

  “人家说我是‘左倾幼稚病’,但我们那代人经历过日本的侵略,都特别爱国。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没想到回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认为二十世纪两件事对中国改变最大: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第二个是共产党,改变了整个中国。

  抗战时期他与家人从上海迁到重庆,天天“跑警报”。一次下班路上遇到空袭,炸弹带起的气浪将他甩到沟里,清醒之后他安然无恙,但周围的人全死了。经历过打仗的苦难,他反而生出一种乐观精神来,建国之后接踵而至的反右、大饥荒、下牛棚、抄家……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小事情。”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1955年10月,年近五十的他接受上级委派,改行参与中国文字改革。1957年就“反右”了,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中心,经济学教授都是反右重点。他的好朋友、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他很好的博士生也自杀,他都不知道。朋友说如果他不是到了北京,到了文字改革委员会,肯定要做二十年监牢。“我算是逃过了一劫,不然二十年下来,即便不死出来也没什么用了嘛。”

  周有光在语言文学领域建树颇丰,参与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创办现代汉字学,提倡研究比较文字学,填补了当时许多空白。他说这也不过是幸运而已,“当时等于很多荒地没人开垦,只要去就容易有收获。”

  由于圣约翰大学以外交闻名,周有光一生中多次被邀请到外交界去做事,夫人张允和断然反对。“她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张允和出身安徽名门望族,家中四姐妹都相貌出众,品学兼佳。叶圣陶曾感伤地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老三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张允和则嫁给周有光。周有光伉俪一辈子恩爱有加,这么多年来喝茶时永远“举杯齐眉”,以示对彼此的敬爱。

  张允和93岁去世后,周有光也做好准备。“我比她大4岁,她去世了,我想我自己也快了,所以把家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我的孙女拿走了。想不到活到现在。人家说我年纪大了,活一天少一天,我说完全不对,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1989年离休之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内容。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今年一月,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我105岁了,明天要死了,讲错了没有关系。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他又笑起来。

  Google退出不解决问题

  问:《朝闻道集》里开篇就提出小康与大同的关系,您认为小康是现实,大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

  周有光:假如我们研究古代到现代、西方到东方,会发现所有的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就有理想出现。文化太低的时候,没有理想,只有迷信。中国了不起的地方是,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就提出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他举出小康的践行者(禹、汤、文王、武王等),却举不出大同的实践者来,为什么?因为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指导我们往前面走,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实际发展中永远达不到的。

  什么是小康?小康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不是一人一个月拿两千块钱,它是永远前进的实际的生活。我们要研究发展具体的生活,要发展经济,同时政治、文化也要跟上。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

  问:那您认为中国现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各占什么位置?

  周有光:经济上,中国的农业化高度发展,但是工业化阶段落后于西方。今天我们的工业化有所起步,靠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就是接受外包,outsourcing,讲穿了就是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为人家服务。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可是你不走这条道路起不来,印度也是用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我们成了“世界工厂”,他们是“世界办公室”。

  我们参加世贸组织谈判了十五年,俄罗斯到今天谈判还不成功,它批判中国说参加WTO还不是受人家的剥削吗?是剥削,但是这跟老的剥削不一样。以前你什么都没有,所有好处都是我的,现在是你也吃到一点,虽然我吃得多你吃得少,但是你愿意受我剥削。外包就是让双方都有差价可取,实现双赢。

  台湾的宋楚瑜来大陆,在北大讲到均富,他讲错了。这是共富,不是均富。均富是一种平均主义,大家要平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共富是邓小平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学不是道德学,讲道德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讲道德,大大饿死了。历史是不讲道德的,我们都是野兽变来的,都是人吃人的啊。

  问:可是现在先富并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是贫富分化更严重了。

  周有光:现在存在两大问题:贫富并不均等,贪污腐败严重。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经济发展了,四大家族把国家资产廉价买来,造成垄断,这是贪污;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发动政变把苏加诺时代打掉了,经济有所发展,可是发生裙带资本主义,这也是贪污;俄罗斯今天的百万富翁都是原来共产党的头头们……中国也是一样的,国营翻牌变成私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都是野蛮的原始积累,很难避免的。假如搞得好,可以相对好一点。

  现在大家讲中国崛起,我觉得还没有,只是初步的工业化。外包的成分里劳动力含量越多,外包水平越低,我们还在最低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现在在改,外包的技术要提高,争取占多一点份额,解决一部分失业问题。今天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这两天报纸都在讲许多工厂招不到工人,因为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愿意来。这是一个好现象,这就要提高工资水平,低工资的生产就包到外面去了。

  “双文化”是今天的主流

  问:文化方面呢,中国是否从玄学进入了科学阶段?

  周有光: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科学重视“实证”。举个例子,神学阶段说太阳不会动;后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得出结论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这是玄学,没有实证,但在当时是大大的进步;科学阶段就真正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我们还在唱东方红太阳升,这是太阳颂歌,是原始自然崇拜,还是最原始的思想啊。

  文化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大。中国是了不起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落后,但借助文艺复兴起来,在科学、民主这两件大事情上跑到了前面。我们不敢学民主,只学科学,科学还只引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除经济学之外没有开放,许多学科非常落后。

  比如经济学,中国以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共产主义否定资本家,说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自己没有创造价值。可现在连社会主义国家也承认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管理和发明创造。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发展成为许多门学科。苏联把资本家都杀光了,没有人管理,所以经济失败。

  我有朋友在中央党校做教授,他把中央党校的教科书拿来给我看,我一看哈哈大笑。外面写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面讲的很多是凯恩斯。这个应当说是进步,社会科学引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可我们还不能这么讲。

  社会学,这是阶级性最强的,我们不学。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阶级,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并非只能你死我活。但“历史唯物主义”否认社会学的存在,苏联长期不知道有这门学问,我们更是在文革之后才重建这个学科,比苏联晚二十多年。

  政治学,现在变成许多门管理学。按照新的政治学理论,全世界的官只要百分之一就够了,电脑可以代替许多官。中国有七千万的官,可按照这个研究,七百万都太多了。

  教育学,现在中国教育有两个大问题。第一大学没有学术自由,都是做官的人管理,荒谬到大学里搞行政工作的处长相当于教授。第二存在大量的无效劳动。中小学生每天搞到很晚,累得要命,但时间都浪费了。比如来一个大人物,学生就要出去列队欢迎,这怎么可以?

  问:您认为我们现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得还远远不够?

  周有光:文化一定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单元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不能继续发展了,要有外面的文化来嫁接。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时期就了不起了,但是后来开始衰落。汉代有印度佛教传进来,经过了几百年演变,到唐代与儒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混合起来,这是华夏文化的第二个时期。许多好东西都是印度文化带过来的,比如中医、雕塑、建筑、歌舞等等。到了清朝又有西洋文化的嫁接,这是第三个时期。我们今天是学习西洋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比我们高,不单是因为他们生活水平高。

  改革开放之后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许多人很高兴。我不参加这些讨论。85岁以后人家要我写点文化的东西,我就提出“双文化”论。

  首先文化不是东方、西方这么分的,谈文化要拿历史作根据。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西方文化。这四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期相互流通,大致从18世纪开始,不知不觉发展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由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比如说电灯,今天不能说美国文化了,是世界文化。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发展民主较早,开创科技较快,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被称为“西化”。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能低估。

  另外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河西河东”论是由“自卑综错”变为“自尊综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

  现在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的“双文化”时代,这是今天文化的主流。

  汉字可能还要简化

  问:您如何看待今天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以及百家讲坛讲国学引发的热潮?

  周有光: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

  许多人批评于丹,说她讲得不好,但我认为于丹做了好事情。她为什么轰动,是群众需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需要知道我们文化的传统。他们有自动的要求,文化寻根与小儿女寻找亲生母亲一样自然,失去“母亲文化”很久了,自发的理性追求当然特别强烈。于丹碰上这个时期,一下子成了红人。她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让文化饥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

  问:现在有学者借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呼吁恢复繁体字,您怎么看?

  周有光:恢复不了的。他们问我这个,我说你去问小学教师,最好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小学教师赞成什么就是什么。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五十年代要进行文字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文盲是85%。怎么现代化呢?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另外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越来越简化,从历史来看、理论来看都是这样。

  我倒认为现在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我有一次问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宣传,因为有些人会不高兴。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人家今天学中文是好玩嘛,等于学唱歌跳舞一样,要学到能用的程度还不行。所以还要简化,想办法让世界能接受,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想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从世界看国家,历史要重新估价

  问:您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而不是国家本位的。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到来,需要与过去不同的世界观。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这个视角一转换,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比如以前所有书上都说二战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对,实际是德国与苏联密约瓜分波兰,从而发动战争。这种大的事情历史都没有说清楚。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遇到朝鲜战争时就不好办了,我们说是美国人发动的,美国人说是北朝鲜发动的。后来第一版就没写这个条目,1999年第二版我们尺度放松了,同意是北朝鲜发动的。

  我不迷信美国,我能迷信苏联吗?

  问:中国从前是亲美的,后来转而亲苏,您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

  周有光:中国的传统一直是亲美,胡适这一派都是中国老的传统。所以后来共产党忽然要反美,连胡适都不赞同。陈独秀跟胡适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胡适说哪里有帝国主义?中国一直没有反帝传统。美国一直是帮助中国的,它的门户开放的确是叫世界共同剥削中国,但是没有瓜分中国,把青岛还回来了。可是外蒙古却被苏联拿走了。有人说,苏联要掀起世界革命,中国是亚洲最理想的发展对象,所以它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和革命思想的渗透,策动中国反帝。但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

  我受的教育也是美式的,我念的大学就是美国人办的,后来也在美国生活。你假如骂我迷信美国我也承认,问题是我不迷信美国,我能迷信苏联吗?不行。我要迷信苏联迷信不了。它许多重要的东西跟我的理解不一致的。

  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夜里发现车两边都像白天一样火光通明。那时候因为这个把长江两岸的树都搞光了。从前能保护森林有两个道理,第一树有神,不能随便砍;第二树是地主的,砍了要给钱。大炼钢铁时期树可以随便砍,很快长江两岸的树都砍光了,长江黄河化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你要把它砍掉很容易,要它长出来,一百年也不行。

  问:您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但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内心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我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到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他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美国的确生活可以好一点,可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把财产看做第一位的。一个人要为人类有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创造不论大小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开创了现代汉字学就是创造,我设计的汉语拼音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现在没有人骂了,以前曾经有一个杂志出一个专号骂我,说我搞汉语拼音就是洋奴。

  问: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周有光:我的一生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评价。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是出乎意料地活到105岁。能不能活到106岁,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管。我的生死观是这样的:生是具体的,死只是一个概念。死不能说今天死明天还要死,死是一秒钟的事情。没有死,只有生。另外我主张安乐死。我有时候睡得糊里糊涂,醒过来上午下午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死掉了不是很愉快吗?

  (此文首刊于《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17期。有删节)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邱祺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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