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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韦力《觅宗记》:寻访佛教八宗一派遗迹

2016年12月14日 15:22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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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高山仰止、遥不可及的高僧,而今鲜活地出现在韦力眼前,他们为弘法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及其勇气,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2016年12月10日下午,藏书家、作家韦力携新书《觅宗记》与读者见面。该书于1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财新网】(实习记者 滕艺菲)2016年12月10日下午,藏书家、作家韦力携新书《觅宗记》与读者见面。该书于1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韦力被称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据报道,他有一处600多平方米的“藏书楼”,藏有8000余部、7万余册古籍善本。此前他曾出版《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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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觅宗记》通过他对佛教遗迹的寻访,试图梳理廓清中国佛教的脉络与理念。该书是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中的一部,此外他还计划写作《觅理记》《觅诗记》《觅艺记》等题目,分别追寻中国宋明理学、宋词元曲、书法篆刻方面的八大体系。

  寻访之旅

  从中国佛教史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出现开始,中国佛教宗派逐渐增多,隋唐两朝,陆续形成了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即“八宗一派”。韦力正是按照这一思路,以一宗一派为单元,实地寻访重点遗迹。

  “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最终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佛教仍然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中国人民不管信佛教的、不信佛教的,都必须了解佛教的真相。”这段叙述出自季羡林《中国佛教史》的序言,韦力引来概括自己寻访佛教遗迹的初衷。

  他在书中写道,“虽然佛教是外来教,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存在中国的佛教遗迹,自然地列入了我的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体系之内。”

  基于此,他阅读了不少专著,逐渐勾勒出一个立体的框架,而后将书中提到的高僧一一列出,去查找寻访与这些高僧相关的历史遗迹。期间,韦力受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禅的行囊》一书影响很大,“然其寻访对象之少,仅涉一宗,难以满足我的饕餮之情。”

  寻访过程花了三年。韦力先是阅读相关著述,而后制定计划,最后列出寻访路线,以每程十天的速度,边访边写,最终成书。他说,“我的写法既不是写学术史,也不是完全的游记,而是两者结合。”

  “原本是高山仰止、遥不可及的高僧,而今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他们的各种经历,尤其是为了弘法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以及面对磨难所表现出的那种绝不放弃的勇气,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我的寻访之旅,实实在在变成了洗心之旅。”

  藏书之乐

  藏书是韦力最大的乐趣。“我能够集来那么多书,就是因为别人散掉那么多书。我的聚就是别人的散。历代的变化,就是在聚散的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历史,所以我藏的结果也必然是散。”

  在他看来,藏书是存史,本心是传承,“我对于藏书的理解,不是要把一件事情神秘化、高大化,似乎不那么做就显得自己不悲壮。我反对这样的姿态。我为的是快乐,有所获。”

  他用“自欺”二字来概括自己的收藏态度,就是“不要想终极目标。” 他以人生来类比藏书——如果人生下来就知道要死亡,那所有的努力岂不是白费?如果知道聚的结果是散,那为何还要聚?所以,活在当下也是一种藏书的快乐。

  快乐,是韦力在现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无论是寻访或是藏书,都是他追求快乐的过程。“我认为快乐才是人生最终的殊途同归,这个殊途就是每个人走的方式不同。”

  他从具象和抽象两个层面来分析快乐:商人能够发财、仕途能够顺利、满足爱人的愿望,在他看来都是具象的快乐。“佛教、儒教讲,要有‘度’,限制‘度’也是为了快乐,是为了让快乐不贬值,这就是人一生的追求。”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杜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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