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曦
商务印书馆政法编辑室主任
2016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肿瘤病房里,我最后一次见到了李平沤先生。位于一楼的简陋病房,即使是阳光明媚的上午,也需要开灯,白炽灯管的光打在李先生苍白的脸上,一看见我,李先生就伸出了手,微弱地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快步上前握住李先生伸出的手,一如之前的温暖。未等我开口,李先生便说,“这个癌症不要紧,我很乐观,我觉得我还能有一两年的时间,《对话录》可以完成。”
文|王曦
商务印书馆政法编辑室主任
2016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肿瘤病房里,我最后一次见到了李平沤先生。位于一楼的简陋病房,即使是阳光明媚的上午,也需要开灯,白炽灯管的光打在李先生苍白的脸上,一看见我,李先生就伸出了手,微弱地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快步上前握住李先生伸出的手,一如之前的温暖。未等我开口,李先生便说,“这个癌症不要紧,我很乐观,我觉得我还能有一两年的时间,《对话录》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