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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有接受宪政的价值观基础

2015年11月08日 09:10 来源于 财新网
抓住周秦之变和晚清以来之变这两大变局,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财新网】(记者 陆跃玲)“每个民族都有飞天的梦想,但并不是每个民族都发明了飞机。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创造出宪政,但是一定有欣赏和接受宪政的价值观基础。”2015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带着新书《走出帝制》来到北京彼岸书店,与读者分享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宏观构想。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哲学系副教授周濂作为嘉宾参与讨论。

  此书由群言出版社出版,已于10月面世。书中集结了秦晖近年来所写的近代史相关专栏和论文,包括就“辛亥百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的梳理和反思。

  秦晖认为,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其实就是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抓住周秦之变和晚清以来之变这两大变局,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具体而言,秦以前的社会是小共同体本位,即熟人社会;而秦制“对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构成严重的冲击”。传统伦理结构被割裂,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开始松散,形成了原子化个体,皇权对社会实行一元化控制。

  “看起来很有道德美感的周制”为什么失败了?而秦制却延续了两千多年?秦晖认为,“秦制从一开始是没有道德基础的,它唯一的基础就是它的有效性。而所谓的秦制有效,说穿了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秦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的权力无穷大但它可以不承担责任。”

  鸦片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的落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数仁人志士开始为中国向何处去展开积极行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过程中的探索与试错。至于秦制到晚清之后无法再延续的原因,秦晖认为,当人们看到有的国家既有道德,又能打得过秦制,那么秦制的危机就不可避免。秦晖称,中国的近代化的确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走的路,而且也符合普世的价值。无论是就世界潮流而言,还是就中华民族本身的价值观念而言,这都是必须要做的。“近代文明之所以值得珍视,其中一点是,一直到近代,才确实有了文明人依靠创造性胜过野蛮力量的机会。”

  但是近代化探索中也走过一些弯路。比如“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反孔教,在秦晖看来是反错了对象,本来应该是“荆轲刺秦王”,但最后变成了“荆轲刺孔子”,甚至有一些人“荆轲颂秦王”,开始颂扬秦制的那一套。嘉宾周濂则认为,“荆轲刺孔子”和“荆轲刺秦王”并不矛盾,因为传统礼教确实有一些虚伪而压抑人性的部分。

  秦晖书中还谈到两种个人主义的区分。陈独秀在1920年大赞个人主义,认为中国缺的就是这个。但1921年时,他就大骂个人主义不好,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每个人都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对此,周濂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做出了解释。他认为,陈独秀批评的那种个人主义,就是秦制或者绝对主权者特别喜欢的个人主义,就是自由散漫、个人利益至上、没有权利观念更没有责任观念。“真正要确立的,是一种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相对应的个人主义。”

责任编辑:刘芳 |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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