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文
有一天几个相熟的朋友在一起闲谈,议论西方有哪些学者算是“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提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杜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又译阿尔都塞——译注)。我在二十年前曾见过此公,就在他“杀妻”的头两年。阿尔杜塞是否属于“后现代”,我说不清,至少沾上点边儿吧;他是近若干年来被我们这里的“后学”专家们奉为“大师”的福柯的老师。
刚巧我从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国朋友那里借到一本阿尔杜塞生前写就的、出版不久的自传体“忏悔录”,书名《来日方长》。

陈乐民|文
有一天几个相熟的朋友在一起闲谈,议论西方有哪些学者算是“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提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杜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又译阿尔都塞——译注)。我在二十年前曾见过此公,就在他“杀妻”的头两年。阿尔杜塞是否属于“后现代”,我说不清,至少沾上点边儿吧;他是近若干年来被我们这里的“后学”专家们奉为“大师”的福柯的老师。
刚巧我从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国朋友那里借到一本阿尔杜塞生前写就的、出版不久的自传体“忏悔录”,书名《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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