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

　　“国进民退”是近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可对历史学者来说是老故事，在20世纪中国已折腾过两次：第一次在40年代的抗战期间，第二次在50年代的“过渡时期”。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崛起。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遇普遍质疑。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中，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当时的不少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也支持计划经济模式，例如航运大王卢作孚即如此，但不赞成政府直接经营企业。“九一八事变”后外患加剧，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其成员主要是偏爱计划经济的海归学者和工程师，颇有几分“工程师治国”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