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70年前，“七七事变”爆发。一个刚考入国立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青年学生，深感身边“已经不再有一张平静的书桌”，毅然投笔从戎，赴陕西临潼附近从事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这个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矿床学家的涂光炽。
涂光炽祖籍湖北，1920年在北京出生。他的祖父是清末翰林，父亲涂元檀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留美回国后在国民党政府担任高官，历任外交部条约委员、条约司长和驻多国大使。
家境固然富裕，但父亲长期奔走国外，母亲又在他10岁那年病逝，涂光炽从小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1931年，11岁的涂光炽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入学两周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向华北近逼。南开中学附近日军靶场上的枪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涂光炽随即投身抗日学生运动。在1935年的“一二一六”天津学生示威游行活动中，他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
1937年，涂光炽考入位于长沙的“国立临时大学”。第二年，他便来到许多年轻人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大五期四大队学习。艾思奇讲授的辩证唯物哲学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抗大学习结束后，涂光炽被分配到陕西蒲城国民党统治区，以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因为出了叛徒，涂光炽一度陷入危险处境。经与中共党组织商量后，涂光炽回到西南联大，进地质系继续读书。1946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涂光炽选择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深造。
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涂光炽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为助理教授。同时，他开始在中国留学生中动员大家一起回国。1950年，他和上百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同船归国的，还有日后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的邓稼先等人。也在这一年，涂光炽的父亲涂元檀率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人员起义回国，后任新中国外交部顾问。
涂光炽回到北京后，先在清华大学地质系任副教授，随后于1951年受公派赴苏联进修，在莫斯科大学再次获得博士学位。1956年，“双博士”涂光炽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职。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国的矿床研究联系在了一起。
在地球的演化过程中，许多分散存在的有用物质——包括化学元素、矿物、化合物等在一定的地质环境中会聚集起来，形成可供开采的矿床。涂光炽研究的，就是明晰各种成矿作用，从而认识矿床的地质特征和分布规律，指导矿产勘查和开发。
从莫斯科一回国，涂光炽立即组织领导了祁连山综合考察。祁连山地区当时完全属于科考的空白点，对这个区域的岩相构造和矿产资源，大家都毫无认识。考察队按15条线路对祁连山进行了全面“诊断”，撰写出《祁连山地质志》，为在这一广袤地区找矿打下了基础。
“文革”的动荡岁月里，由于出身于国民党高官家庭，涂光炽遭遇不少磨难。但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矿床研究问题上，他一直坚信真理。1974年前后，国内掀起了一股“寻找富铁矿”的热潮。当时，领导号召大家寻找与巴西、澳大利亚、苏联等国类似的富铁矿。学界一些人也认为，那些产铁大国的富铁矿主要属于“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中国也应该按照这个思路去找矿。
但是，涂光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条带状铁矿多是太古宙形成，变质程度深，铁矿多为氧化物如磁铁矿，这样的铁矿石很难在后期风化作用中富化形成富铁矿。如果按照国外的经验去找矿，最终只会是浪费人力物力。冒着可能被批判为“灭矿论”的风险，涂光炽的耿直与骨气可见一斑。
为了支援“三线”建设，1964年，涂光炽受命开始在贵阳建立中国第一个地球化学研究所。而今，这个偏居西南一隅的研究机构，已经成为中国研究矿床资源的重镇。涂光炽在铁矿、锡矿、钨矿、钼矿、金矿等的成矿作用和找矿方向上，都有开创性的贡献。80年代后期以来，涂光炽作为中国“寻找超大型矿床”的首席科学家，系统研究了中国超大型矿床的时空发布规律，提出中国超大型矿床六个成矿远景区，也在找矿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涂光炽心脏留有疾患，1985年做完手术后，有一片心脏瓣膜一直是金属瓣膜。每次他出差在飞机场过安检，那片金属瓣膜都会引得安检控测器滴滴作响。即便如此，涂光炽坚持每年数次到野外实地调查，甚至经常下到千米深的矿井。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各地。就在2006年，他还前往北京昌平专门调查石灰岩。
“研究矿床必须亲眼看，光研究理论是不够的。”他说。■
作者为杂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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