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

   当地时间6月29日下午，患癌多年的台湾导演杨德昌在美国洛杉矶家中去世。被他一起带走的，除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半部历史，还有“蔡琴前夫”——这一尘封了12年的尴尬头衔。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华语电影暗流涌动，一度出现了两岸三地交替延续的空前活跃局面。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发轫，1982年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1988年，《红高梁》摘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五代导演崛起。华语电影的这个黄金年代，既与世界电影美学的区域兴替有关，也与当时两岸三地的政治文化生态密不可分。杨德昌则是这股浪潮中，不应该被忽略的一位旗手。
    杨德昌1947年11月6日生于上海，祖籍广东梅县，与另一位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侯孝贤有同乡之谊。他二人都不是科班出身。杨德昌两岁随父母来台，1965年考入新竹国立交通大学，学的是控制工程，后来主动要求出国，在美国拿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电脑硕士，算是对望子成龙的家人有了一个交待。之后，他听从自己内心愿望，到美国南加州大学（USC）学习电影课程。不过，毕业后的杨德昌仍然没有机会从事电影工作。生活所需，他以电脑工程师身份前往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做了七年计算机软件设计。这段经历，对他日后一直心心念念的动画电影创作不无助益。
    文化思潮的划分，当然不可能如坐标系般精确，但确实贴着个人的标签。有人曾经评价，侯孝贤和杨德昌两位“双子星座”：前者是乡村的，后者则是城市的。面对都市化，侯孝贤选择了背转身去，杨德昌则敢于直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有杨德昌才可以和地球另一端的伍迪·艾伦相类比：他毕生的作品都在关注都市中人们的处境，可以说，他对这个城市有多热爱，就有多痛恨。反之，亦成立。
    1981年，杨德昌终于有机会回到台湾，与陶德辰、柯一正和张毅一起，参与拍摄了“中央电影公司”策划的四段式电影《光阴的故事》。在这部处女作中，杨德昌开始显露他探究都市人成长困惑的个人兴趣。之后，他陆续拍摄了《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是他光影生涯的第一座高峰，影片长达4小时，是迄今为止最长的华语片。故事改编自30年前发生在杨德昌母校的一起真实案件：小四因为一桩清涩的爱情卷入少年帮派械斗，最后失手杀死喜欢的女孩子小明，最不可能成为凶手的好学生成为了凶手。影片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ber Day”来自于猫王的一首歌，名字是夏天，故事也发生在夏天，可是全片几乎看不到一点阳光。小明最后的那句话“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以改变的”不仅让小四陷入绝望，也让很多银幕前的观众感到了绝望。“我们看牯岭街的那年”也因此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
    2000年对杨德昌来说悲欣交集。这一年，他完成了剧情长片《一一》，镜头由个体转入台湾中产家庭，对都市人不安全感的刻画更加丝丝入扣，赢得世界性的共鸣，他也因此获得当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到达到职业顶峰。但两个月后，他即查出患有零期结肠癌，7月开刀，未获根治。两个月后，小儿出生。2003年，癌细胞移转至肝脏，再次开刀；2004年，转移至肺叶；2006年，扩散至骨；2007年，扩散至脑，三次开颅手术后，终告不治。60岁的青春嘎然而止，但他是积极想活的：去世前三天，还在为筹划中的动画新片画分镜头。
    自千禧年患病以来，杨德昌即低调退隐，他个性要强，不愿朋友分担痛苦。加上他的八部代表作主要在电影爱好者中间流传，大众所知有限，以至他去世消息传出，不少内地媒体纷纷用“蔡琴前夫”来称呼他，这是个事实，又实在是个令人尴尬的误会。
    他与蔡琴初识于1984年，拍摄电影《青梅竹马》，主演就是蔡琴和老友侯孝贤。次年，两人走入婚姻，夫唱妇随，在事业上也一度拍档，女方除在《恐怖分子》结尾献歌，更为《独立时代》亲自充任美工。一度，还曾想把双方都挚爱的张爱玲作品《色戒》搬上银幕，甚至演员都已找好，分别是林青霞和张国荣。但随后，杨德昌和钢琴家彭铠立恋情曝光，蔡琴决定成全。歧道分手，意外爆出十年交颈竟为“无性婚姻”，早在婚前，男方即有“柏拉图”式的约定，一时舆论大哗。面对千夫所指，男方以八字案语作为回应：“10年感情，一片空白。”这一年，他们俩都深爱的张爱玲也在美国孤独离世。
    离婚后三年，蔡琴没有发表一张唱片。复出后，她重新以豁达面貌示人，只有熟悉的朋友才知道，杨德昌是一个绝对不能提的名字。6月是杨德昌在美国度过的最后岁月，大洋彼岸的蔡琴却意外现身巴黎度假，这里，也曾是十二年前他们新婚度蜜月的地方。数日后，噩耗传出，踌躇数日，女方终于以一纸声明，给出媒体需要的“一篇前妻的反应”：“他给我的寂寞大过甜蜜……就让他活在我的歌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