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郭绍虞

他不大会说话，因而就需要从他那近于木讷的谈吐中去发掘寄托遥深的寓意

    今天各大学中文系已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列为普遍开设的学科，而这门学科的建立则有绍虞先生的一份心血。早期教授这门学科的卓有成就的专家如罗根泽、杨明照等，均出自绍虞先生门下。
　　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使人认识到它是一门独特的学问，而不是无根的游谈。绍虞先生曾谦逊地说，他这部书只是早出的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跟随者。但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评郭著时所说，“它虽不是同类的第一部，可还得称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
　　绍虞先生以照隅室作为斋名。晚年印有《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照隅室杂著》三种。照隅二字取自《文心雕龙序志篇》：“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这句话的原意，是刘勰对于前人持论多陷于取小忘大作风的指摘，本含有贬意。绍虞先生反其意用之，不仅在于这两个字和他本名谐音，而是寓有其他命意。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我）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能粗鲁地观衢路。”这意思是说，宁可详细地从事一些个案的具体研究，而不愿粗率地从事抽象的理论概括。这一说法在今天正盛行着以简单的概括手段作为宏观研究的时候，就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所接受了。
　　绍虞先生《论八股》一文表明他对趋时之病最所痛恨。他称这种风习为“一窝蜂，即所谓赶时髦”。文中援引了章炳麟《复仇是非论》中一句话：趋时之疾沦于骨髓，相率崇效，与高髻细腰之见相去有几？（大意）他在治学上像老一代重视独立精神的学者一样，是不肯曲学阿世的。这一点在他所写的《语文通论》诸作中，也留下了痕迹。语言文字的研讨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仅仅把他视为古代文论的学者，忽视了他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就不能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少创见，往往发人所未发。
　　尤其他对于语言与文字或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论述，更值得我们注意。这个问题从“五四”以来就已经有了固定的看法，胡适的活文学死文学之说似乎成了普遍为人接受的共识。绍虞先生并没有对此说进行商榷，他的话虽然说得十分委婉，但细心读者不难发现他的某些论述实际上正是对此说献疑。这可以从他对近乎口语的周秦文辞和与口语远的唐宋文辞所作比较看出，也可以从他对韩柳的古文、明代的语录体、戏曲等杂以骈语的论述中看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在绍虞先生生前，向他请教这方面的学问，我的理解可能是很不够的。
　　凡和绍虞先生接近过的人，从未见他有激烈的言语和动作，都觉得他性格温和。他说话总是那样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但根据他的弟子记述，他也有过感情激动的时候。这事发生在抗战初北平沦陷后的燕京大学课堂上。一天他上课讲到《黍离》诗时，竟然恸哭失声，以致使满座随之泪下。这一突兀举止也不难理解，在为人处世上，他本来就称颂过狂狷性格。他在《忆佩弦》一文中说朱自清，不英锐而沉潜，不激烈而雍容，在性格中具有更多的涵容成分。他把朱先生归结为“不必定以斗士姿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这足以说明他对斗士的向往。
　　最近读到前几年唐弢先生为纪念绍虞先生而作的《狂狷人生》，我才知道解放初复旦中文系聘我去兼课是出于绍虞先生的举荐。那时我们并无来往，后来绍虞先生也未向我提及此事。根据我和绍虞先生多年接触所得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位不知文过饰非而敢于展露自己胸襟的长者。“文革”刚开始，报上正在批“三家村”的时候，紧张的政治空气令人惶惶不安。我去见他，向他谈到邓拓。他没有一个字涉及这场运动，只是出乎我意外地说了一句“可邓拓书法实在好”。说完他走进里面的书房拿出一本美术杂志，翻到一页刊有邓拓写的“实践”两个字指给我说“你看”！此情此景使我至今难忘。
　　再有一次在“四人帮”粉碎后，那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他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他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文革”结束了。这种毫无掩饰的坦诚，再一次使我惊讶。绍虞先生虽教书多年，但他不是口才便给的人，他不大会说话，因而就需要从他那近于木讷的谈吐中去发掘寄托遥深的寓意。绍虞先生真诚地相信应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像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我感到遗憾，当时没有和绍虞先生深谈，不知他在几十年改造的经历中，究竟领受了怎样的甘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