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企业史领域，B.C.（公元前）的意思是Before Chandler（钱德勒之前）。”这生动地表达了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Jr.）对企业史研究的巨大开创性贡献。
在他之前，企业史研究大多是关于个别企业和个别企业家的故事。而钱德勒在众多案例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理论意义的主题，“将企业史建立成了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对经济学、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钱德勒1918年生于美国特拉华州。“二战”期间，他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海军服役五年。他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自1971年被哈佛商学院聘为企业史教授后，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至近80岁退休。钱德勒在哈佛求学期间，曾经直接受到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影响。熊彼特以强调“企业的创新是经济发展动力”而著称，钱德勒则比任何学者都更多地为这个主题提供了实质内容。
1962年，钱德勒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的若干篇章》。他以杜邦、通用等四家企业为主要案例，详细考察了20世纪前期美国大企业从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转变的过程，并提出“结构跟随战略”的主题，即企业扩张战略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变化跟随。由于这部名著，钱德勒被认为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奠基者之一；而战略与结构的互动，也从此成为企业战略研究中的永恒主题。
1977年，钱德勒的第二部主要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问世，并于1978年赢得了普利策历史奖。在这本书中，钱德勒把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和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职业经理在管理职能上对企业主的替代——综合起来，定义为“管理革命”。这一管理革命的结果，就是“看得见的手”（现代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协调），成为现代工业经济中重要的资源分配手段。
钱德勒当然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的整体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必须强调，新型经理式企业并没有取代市场，成为决定商品和服务提供的首要力量”；但是，“新型企业确实取代了市场，来协调从原材料生产经由若干生产过程到销售再到最终消费者的商品和服务流程，并将其一体化”。重要的是，他认为大规模管理组织对生产、营销过程的协调和对企业主的替代，是生产率提高的源泉。
1990年，即钱德勒72岁那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三部标志性著作《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在这本书里，他的视野扩展到了世界舞台。钱德勒从美、英、德三个主要工业强国各选取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考察它们从1870年到1990年的动态发展。他证明，是工商企业——通过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主题一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后者把产出的增长源泉处理成生产要素或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对钱德勒来说，使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物质资本投资率，也不只是政府、企业家个人品质或文化，而是支撑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发展的专业管理和组织体系的发展。他所阐明的正是主流经济学的盲区：组织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组成部分，而对生产、分配和销售中的管理系统和结构的投资是总资本形成的组成部分。
钱德勒终其一生，坚信现代大企业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企业对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能力不仅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在国际工业领导权的竞争中提供了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增长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钱德勒也始终认为，大企业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因为管理能力只能在这种条件下被锻造出来。他曾评论说，在中央计划经济下，由于企业有关的决策只能由计划机构做出，因而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因此，从组织能力的角度看，大企业不可能由行政命令所拼凑。
同任何学者一样，钱德勒的一些观点也受到质疑和批评。例如，有人批评他把产生组织创新的原因全部归结为技术；也有人质疑：“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是否已经过时？还有论者批评他只关注高层管理，而忽视了劳工问题。这些意见各有其道理，但无人否认钱德勒的贡献。
事实上，对钱德勒为人及其研究的争议之少，在学术界是罕见的，因为他的成就是压倒性的；只是因为他的研究，人们才对现代大型工业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演进动力有了一个系统的理解。他治史严谨，结论证据确凿，为企业史乃至一般学术研究都树立了标杆。■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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