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中国人最早知道王光美并且留下深刻印象，是1963年春天，她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四国。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获知“国内外大事”，除了报纸、广播，就是看电影前面加映的《新闻简报》。出访结束后，一部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各影院上映，人们从银幕上第一次看到了王光美的形象：一袭旗袍包裹着曼妙匀称的身材，一条项链映衬着高贵优雅的气质，真诚的微笑挂在她的脸上。
在那个突出“政治挂帅”、以艰苦朴素为荣的时代，王光美的出现，无疑给色彩单调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缕充满人文情怀的温馨。在人们的感觉里，王光美的“美”为中国人争了“光”。
后来人们知道，在这次出访的背后，还有一些当时看来绝对正常、日后却引起“严重后果”的小故事。这次出访的目的是打破“帝修反”的封锁，扩大中国的国际空间，同时又是新中国的元首第一次携夫人出访，外交部礼宾司长专门到刘家检查服装，认为一件都不能用，必须全部重做；由此，才了解到王光美的衣服“还不如我们一个驻外大使夫人的多”。王光美去上海订做衣服前，毛泽东请她带信给正在上海的江青。在同江青见面时，她建议王光美不要戴别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人们有理由认为，王光美在“文革”中受到江青的残酷迫害，除了刘少奇的原因，与这次出访不无关系。
王光美再度以更高的知名度出现在国人面前，是三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她此时的“身份”和“罪行”令人发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王光美就是因这条罪名被逮捕）、“国民党在大陆潜伏人员的总指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就是回来与她联系的），等等。
在当时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声泪俱下地控诉王光美：出国访问，我不让她戴项链她非要戴！对此场景，当时就有人表示极不理解：即便如此，又何至气得流泪甚至发抖呢？个中真实原因，大概只有江青最清楚。
1967年9月13日深夜，几个人来到王光美的住处，宣布对她正式逮捕。两个月后，王光美被投入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她被单独囚禁12年之久。刘少奇怎么样？几个孩子都在哪里？七岁的幼女小小见不到妈妈会怎样？她一概不知。王光美回忆，那时她常想起刘少奇与她最后分手时留下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出狱后，王光美一直留有一个心理障碍：不喜欢防盗门。
王光美再次进入国人的视野，已是1980年5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前夕，她率子女来到河南，迎取刘少奇的骨灰。当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将刘少奇骨灰交到王光美手中时，她悲痛难抑，俯身将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一幅照片留下了这个令人肝肠寸断的瞬间。平反大会上，邓小平紧握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遵照刘少奇生前交待，王光美和子女将他的骨灰撒入海中。
王光美1921年出生在北京，父亲王治昌官至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长。王光美排行老七，与她关系最好的六哥王光英，后来成为著名的“红色资本家”，创办了光大银行。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的女硕士。
刘少奇比王光美大23岁，是一个操着一口难懂的宁乡话、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职业革命家，性格严肃，不苟言笑；王光美则是出身于官宦书香之家的大家闺秀，不仅说着纯正的京腔，还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兴趣广泛。
据王光美的回忆，他们的恋爱过程的确缺乏浪漫色彩。1946年11月，国共和谈破裂，一架小飞机把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王光美送到了延安。这时的刘少奇刚与前妻因性格原因分手，带着一双小儿女，又当爹又当妈。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大姐正在张罗给刘少奇帮忙。刘少奇先对王光美产生好感应是毫无疑问的，从王光美的回忆看，她最终接受刘少奇的感情应基于三点：对革命领袖的尊崇，对刘少奇坦诚性格的好感，对刘少奇个人生活的同情。
婚后，王光美担任刘少奇的秘书。一次，她向刘少奇提出，希望有空的时候给她讲讲过去的经历。但刘少奇不愿讲，说：“你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而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王光美说：“这个回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
王光美从刘少奇的“今后”中，看到了他的忠直坦荡和实事求是。有一次，江青向王光美谈起了一些中央的事情，并毫不隐讳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坏话。王光美听了很紧张，回去向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为此专门找江青谈了一次话，对她进行了批评。当时党内敢找江青谈话并对她批评的人，大概只有刘少奇一个。还有一次，在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分析造成中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时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声音振聋发聩。
1961年春，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回湖南老家调查，看到刘少奇多次沉痛地向乡亲们鞠躬道歉，说是让乡亲们受了这么多苦，他要负责任；他还嘱咐乡亲立一块碑，把这事刻上去，让子子孙孙永不忘记。王光美铭记于心的，还有刘少奇讲的另一句话：“一个人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是最大的幸福。”
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都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王光美也陪着。工作人员看到他们辛苦，就背着他们申报了每人每天五角钱的夜餐补贴，就这样拿了将近三年，共900元。刘少奇偶然知道后，大发了一通脾气，要求一定要退还，王光美当然坚决支持。这样，每月从本来就不宽裕的开销中归还100元，直到还清。
1967年1月6日，在江青的怂恿下，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计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他们假冒医院医生，谎称王光美女儿平平遇车祸轧断了腿，需要截肢，要王光美来签字。王光美和刘少奇心急如焚赶到医院，发觉上当。王光美当即迎上前大声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还想看看情况，卫士会意，立即架着刘少奇离开了现场。清华大学有关批斗王光美的资料也显示，王光美在被野蛮批斗和羞辱时，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智慧、保留和抗辩。
多年来，王光美先后写下了一批文章，并以访谈的形式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她不愿意过多地沉缅在对痛苦的回忆中，更愿意用“向前看”的姿态，做好前人没有做完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出狱不久，她听说李讷病得很重，家里非常困难，立即带上老保姆赵阿姨前去探望，帮忙料理家务。李讷的儿子芝芝当时只有八九岁，至今还清楚记得，王奶奶经常带他去游泳。
2004年6月的一天，在王光美的召集下，毛、刘两家的后人举行了一次聚会。消息传出，人皆唏嘘，既为这次劫后重逢由衷欣慰，更为王光美的人格和胸怀而感动。王光美辞世后，李敏、李讷都在第一天赶到灵堂吊唁，并在最后一天率子女前往八宝山送行。在五天半的吊唁时间里，芝芝还遵照母亲的嘱咐，天天在吊唁厅帮忙，跑前跑后，不熟悉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工作人员。
12年的牢狱生活极大地伤害了王光美的身体，68岁时又因乳腺癌动了手术。然而，晚年的王光美以更加活跃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发起了一项旨在为贫困母亲提供帮助的“幸福工程”。王光美说她一辈子有个“怪癖”：不愿摸钱；但“幸福工程”最需要的就是钱。为此，她四处奔波，到处“化缘”，不惜把母亲留下的几件古瓷器拿去拍卖，将得来的56万余元悉数捐给了“幸福工程”。有人问她，把母亲留下的遗物捐出去，你难道不心疼？王光美说：“当然有些心痛！但我更心疼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困母亲。”
女儿刘亭说，母亲的克己为人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她几乎从没为自己买过什么东西，但只要一听说哪里遭了灾，就必定要捐款，有时捐得连生活费都发生了困难。刘亭和保姆“合谋”，最多只在母亲身上放50元，“但只要有事，这50元她也会捐出去。”
十年来，在王光美的领导下，“幸福工程”项目点遍及全国389个县，累计有15.4万名贫困母亲和她们的家庭受到救助，受惠家庭人口70万人，投入资金累计达3.1亿元。2006年10月17日，王光美辞世的第五天，她以“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发起人身份，荣获第二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第一名。女儿代她领回了那块沉甸甸的奖牌。
2006年10月21日上午，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哀乐低徊，王光美身着一件已穿了十多年的米色风衣，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卧在鲜花丛中。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等和数千名群众，在这里送别王光美前往永恒。
下午3点多，王光美的骨灰由儿子刘源迎回家中。不多会儿，阴沉沉的天空淅淅沥沥下起了一场秋雨。入秋以来的北京，已经好久没下雨了。■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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