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记任铭善先生

，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

    任铭善先生，字心叔，江苏如皋双甸人。曾师从钟泰、徐昂、夏承焘等国学大家。早年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后专攻经学。抗战爆发，之江大学迁到上海租界，在慈淑大楼租赁了几间房屋作为教室。任先生任之江中文讲师。那时我们家逃难到上海不久，母亲怕我荒废学业，通过之江教务长胡鲁生教授请任先生教我中文。我每周三次到任先生住所上一小时课。
    我第一次去拜访任先生，他穿着一件长袍，个子不高，神态肃然。他的生活简朴，居室只有几件木制家具和一把休息用的藤椅。我每次去他家，他都端坐在书桌前读书，从来没有闲散的时刻。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给我讲授了《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三门课程。《说文解字》依序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庄子》用的是郭庆藩的集释本；《世说新语》则是他指定我自己读的。任先生讲课时全神贯注，声音洪亮，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他也是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对我讲解。
    任先生是个认真的人，他曾批评过我几次。那时我正忙于抗日救亡工作，去任先生那里上课常常迟到，有时甚至缺席，任先生很是生气。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去上课，他跑到古拔路我家中，留下一张便条，说他“久候不至”，问我为什么不事先请假。我受到了母亲的责备，虽然心中有些惶然，却并没有向他表示歉意。多年以后，每念及此事，他那消瘦的面庞，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洪亮的嗓音，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使我不敢荒疏懈怠。
    那时我读了一些左倾书，自以为掌握了“前进的意识”，有时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几篇拿给任先生看。他读后冷冷地说：“写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的文章气势急促，不好。”过了几天，任先生拿他的学生作文卷给我看。我还记得一篇描写湖边观景的作文卷，有“远山踏波欲来”之类的句子，任先生在旁边加上了圈点表示褒奖。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文气”是什么，经过任先生的点拨，才开始有点明白。九十年代末，钱钢为我编学术年表，说我注重文气是源于任先生的教导，就是指此而言。
    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原因是鼓动学生走“白专道路”。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不准教书，不准发表文章，每月只发生活费。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他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藏书和历代碑帖卖掉。“反右”后，他写的学术论文，除六一年短暂的宽松时期得以本名刊出（如为《中华文史论丛》所撰“经传小辨三题”），其他大多不能发表。亏得夏承焘先生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报刊上去刊载，他才得到一些稿费补贴家用。“文革”爆发，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次年，终于郁郁以殁，春秋五十有四。
    论曰：章太炎尝云，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故忠言常遭忌于当道，直行多为社会所不容也。呜呼！任先生两者兼而有之，怎能不陷入悲惨之境？他的敬业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以直道事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有时想，他在为人处世上是不是太执着一些？前些年听人说，五十年代初，任先生在大学任教务长时，一心想把教学工作做好，律己严，而且也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他曾在别人上课时去旁听，发现讲解有误，就情不自禁站起来直言说出，致使对方难堪。我相信，任先生这样做，丝毫没有扬才露己、贬损别人的成分。但是，他在做法上太激切了，太缺乏考虑了。
    近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说“若己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无邪堂答问》一书多精辟意见，令人折服，上面所引这些话也是不错的。但无邪堂是理学家，不大重视人的性情方面。，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人的美德有时也会夹杂某些负面因素。因此，人固然应该向着臻于至善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臻于至善。
任先生固然难免无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责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这种因素，要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那么恐怕也会使他身上耿介正直与敬业精神随之消失，因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这是性格所生成，难以分解，去掉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复存在了。恐怕这也就是人产生许多困扰和悲剧的原因之一吧。任先生也难逃此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