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

《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2006年3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尽管不觉得十分意外，但眼泪还是禁不住夺眶而出。我打电话安慰他的夫人赵培兰大姐：“老李被病魔折腾得太苦了，现在走了，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话虽这么说，心里总是有一种摆不脱的凄楚、失落与惆怅。
　　当今中国新闻界，经历、见识如李庄那么丰富多彩的老记者、老报人不多；在人民日报历史上，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最后从总编辑位置上安全着陆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仅李庄一人。我很欣赏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笔书写后送到李庄家中的巨幅挽词：“德高望重的新闻工作者李庄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朴实无华的一句话，不仅道出了老将军对新闻界老战士的深厚情谊与无限信任，而且为人们研究李庄一生的新闻生涯，研究中国的新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中国新闻界，要被认为“德高望重”，谈何容易；“活在我们心里”，更是难上加难！李庄终其一生，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看一看他在退下来之后花15个月写成的回忆录《难得清醒》，就略知一二了。
　　据我所知，李庄在人民日报社历届领导中，是写检讨、作自我批评最多的一位。他主持夜班编辑20余年（除1957年底至1960年初被派往苏联任《苏中友好》杂志总顾问），为报纸宣传报道所挨的批评、所作的检讨，就值得作为一门专门的新闻学加以研究。这些检讨，有部分是发自内心的认错；也有不少是出于无奈的违心文字。他不止一次地向周围的同志说过：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我头脑清醒，行动坚定。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对党的某些政策、措施甚至一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很不清醒，有时还有怀疑。不清醒，有怀疑地执行，难免表现某种消极、被动甚至应付。不清醒，主要源于自己。很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编了个索套戴在自己的脖子上。当然，20多年不清醒，除了自身的弱点，也不能不看到政治体制的一些影响。”一向谨言慎行的李庄，能讲出这番话来，是花了很大勇气的。因为，他的“不清醒”，大都同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有关。
　　据他讲，自1951年莫名其妙地大张旗鼓批判电影《武训传》，人民日报就开始奉命进行违心的宣传。以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明明赞同邓子恢的实事求是态度，却不得不违心地宣传毛泽东批判“小脚女人”的高潮论。继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被毛泽东批评之后，1957年4月10日又被毛泽东斥责为“死人办报”。从此，李庄等人就更难清醒了。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人民日报步步紧跟。李庄作为领导成员，虽有自己的看法，但组织上不能不服从，不能不违心地编、违心地写。1966年“文革”一开始，李庄就因为删改转载的解放军报题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挨批斗；1974年，又因为议论江青，被扣上反党和反对“文革”的大帽子，再遭批斗。
　　七批八斗之下，李庄开始思考了，逐步清醒了。用他的话来说，有一系列“想不到”：想不到彭德怀一夜之间由党国大功臣变成“大反党分子”；想不到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被批斗凌辱含冤而死；想不到陈伯达一夜之间成为位居第四位的中央领导人，后来又被彻底打倒，毛泽东竟说几十年同他从来没有合作过；想不到林彪被指定为共产党接班人还正式写在党章上，迫害狂康生竟说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而这位“经历长期考验的亲密战友”、发誓“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副统帅，在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竟叛国出逃，坠机而死；更想不到“文革”闹了十年，时间超过抗日战争，损失难以估计，发动者竟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李庄在痛苦中挣扎，在痛苦中思索。他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认定一个真理：实事求是，才能站住脚跟。面对造反派的围攻，面对撤职下放劳改的压力，他毫无惧色，拒不检讨认错。在人民日报社众多挨批斗的老干部中，李庄是骨头最硬的一个。
　　对于年轻人来说，“噩梦醒来是早晨”；而对于李庄来说，噩梦醒来已近黄昏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李庄得解放，1977年任副总编辑时已经59岁了。李庄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到各种重大宣传报道和夜班编辑工作之中。在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宣传报道中，在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报道中，李庄配合胡绩伟，任劳任怨，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细致繁琐的工作，为恢复人民日报在“文革”中失去的信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国的新闻又无法律可依。宣传报道不能不受到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的约束。在正常情况下，下级服从上级，遵守宣传纪律，是不成问题的。难办的是明知上面的意见错误，还要违心地照办执行。“文革”之前，李庄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是怀疑、检查自己思想是否对头，然后跟着照办。“文革”后，李庄变了，胆小怕事的李庄胆子变大了，变得敢负责了。
　　1977年2月6日，上面交下来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两报一刊”社论，要求与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道于2月7日见报。社论的要害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亲自布置下来的，人民日报不能不登。但是，经过十年文革的折腾，李庄的头脑清醒了：真理要坚持，办法要稳妥，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交来的东西，我不能不登；我组织文章，也不送你点头”。这一年的10月6日，李庄在编前会上宣布：为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明天刊登一篇重头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如有错误，我一人检讨！
　　在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之前，李庄于3月26日就在“思想评论”栏内组织刊登署名文章《标准只有一个》，直接同“两个凡是”唱对台戏。“真理标准大讨论”序幕拉开以后，李庄配合胡绩伟、秦川，在胡耀邦、罗瑞卿的直接指挥下，编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等重头文章，有力地促进了全党全军全国的思想解放。
　　1978年7月，人民日报收到北京西城区读者来信《捂盖子的是谁》。来信批评当时北京市委“捂盖子”，包庇“四人帮”，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明眼人一看，来信是批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的。但这封信确实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而合理的要求。敢不敢编发？李庄拍板：发！他亲自编稿，全文加花边，用黑体字作标题，放三版突出位置见报。事后，尽管挨了一顿批评，李庄以“读者来信”历来不送审为由做了几句说明，算是应付过关了。此举推动了北京市拨乱反正的工作。有读者为此打电话来感谢说：“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这年11月14日，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摘除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的干系，为这一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的形势比过去好了，但改革开放不是一帆风顺的，处于风口浪尖的人民日报仍时时经受到各种考验。李庄办报经验虽多，办报胆子虽然变大，有时仍抵御不住来自权力的干扰和压力。最使他痛心的是，1979年3月15日，他屈服于分管农业的一位中央领导的压力，在一版编发了这位领导转来的反对包产到组的读者来信，并按照这位领导的旨意编写了按语，给刚刚在一些地方兴起的农村改革泼了冷水。李庄为此后悔不已。后来，他抱着“豁出去”的决心，在一篇瞅准机会发表的《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社论中加了一句话：“去年3月15日本报曾经在一篇编者按语中对包产到组作了不适当的指责，挫伤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人民日报在社论中作自我批评，这是第一次。
　　1983年，李庄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年65岁。这个时候，中央高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产生分歧。处于风口浪尖的人民日报又成了是非之地。李庄感到力不从心，压力越来越大，多次向中央提出辞呈，均未获批准，一直苦苦支撑到68岁，才获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以后近20年的反思中，他写下了大量回忆文章。他最感沉痛的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这20多年内党和人民所遭受的磨难，自己明知不对也被迫讲违心话，做违心事。他深感“人治”的危害，渴望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但是，噩梦醒来已黄昏，过去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岁月不饶人，耄耋之年的李庄见了老朋友、老同事常常忍不住失声痛哭。过去他想讲真话，不敢；待到敢讲真话时，又由于疾病缠身讲不成句了。这是何等的痛苦！他在回忆录中只能告诫新闻界后辈：“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新闻工作的灵魂；独立思考是新闻记者的宝贵品质。”
　　看来，李庄的夙愿，只能留待后人通过新闻体制改革去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