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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望

2003年09月20日 13:23 来源于 caijing
老一辈杰出新闻工作者,新中国第一份现代商业报纸创办人,2003年9月10日凌晨2时许因肝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7岁

  1992年5月,我从《工人日报》调入《中华工商时报》(以下简称工商时报),采访几位来自台湾经济界的大人物。信笔直书,次日全文见报。颇觉吃惊,我问总编辑丁望:“原来,在你们这里……?”语未竟,丁望微笑示意:“不许说!”他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做记者已经10年余的我,首次体会到了自由写作新闻的幸福。
  1994年9月,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给刚退休的丁望写信,说:“还记得刚到工商时报,一时间,那种涌上心头的幸福感……”语未竟,双目泫然。
  身处新世纪中国报业多彩多姿的大舞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工商时报仍是一些首都新闻人的心结,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名。丁望是工商时报的创办人。从1989年10月到1994年1月,他一直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那是工商时报最为辉煌的日子,前后四年余,并不很长。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其辉煌愈发显出历史里程碑式的重大意味,使今天的人们在叹息之余,更对创造者投以由衷的敬意。而此时的丁望,已经因肝癌的折磨,在病榻上缠绵多时,终于2003年9月10日凌晨2时许溘然长逝。
  丁望创办工商时报时已经63岁。他能创造出后来的辉煌绝非偶然。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按同时期的价值标准,丁望并非总是“弄潮者”,却常常属于不那么幸运、甚至相当“倒霉”的人。
  生为江苏南通人的丁望祖上是地主,不过从他记事起,家里已经破落到只剩一个大宅院,小时候经常饿饭或交不起学费。在南通上完小学,丁望随在外打工的父亲到了湖北沙市读中学;甫一稳定,便有日本兵南下,父亲病故。流亡到四川的丁望后来是靠公费补贴读完中学,靠奖学金进入燕京大学。那是1945年,燕大还在成都。
  后来是北京的进步外围学生运动岁月。丁望1948年入党,22岁了,和后来他常年共事的青年团系统那些“红小鬼”们比,显得“觉悟”偏晚。在1949年进入《中国青年》杂志,和后来转入《中国青年报》的这七八年中,他确实遇到了大展才华的机会。凭着工作能力强、扎实肯干和积极热情,他一次次得到重用擢升,至1957年已经成了中青报编委和工商新闻部主任。工商部的另一位主任是当时极负盛名也已有争议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的作者。而那年“反右”,丁望和刘宾雁一样成了右派。
  丁望当右派的原因微乎其微,因为一篇有争议的批评稿,还因为给团中央领导提了意见,等等。不过他是“极右”,被开除出党,行政降四级。然后就到农村劳动。此后至“文革”,右派和摘帽右派的经历延续了20多年,其中十五六年都在农村度过。直至1978年平反,他才回城到《世界经济》杂志工作。
  丁望后来说,是右派的经验,使他变得多思和喜欢质疑了。用他的说法,“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的认识,是开始于反右派,就是说我被开除出党开始,我才真正地入了党。”在《世界经济》杂志工作期间,他认识了于光远、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开始接触理论,读书并且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书,看这个世界有了理论的框架。
  80年代丁望的经历可谓“三段式”。先是在《工人日报》,做副总编辑并且已经被“内定”提拔,大有希望接替总编辑邢方群。《工人日报》当时生气勃勃的经济报道由他挂帅,震动中南海的“渤海二号”事故报道有他参与。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是他未能“接班”,不得不离开了这家报社。
  1983年秋,丁望去了刚由《中国财贸报》易名、报社一级已经有近10名副职的《经济日报》,说是“当副总编辑”却并没有被任命,分管理论。他干得勤勉有为,在报纸报道之外,最著名的是参与主办1984年青年改革家济济一堂的“莫干山会议”,大展学术与新闻结合之长。不过好景不长,又是在一次交接班前后,终于被任命为副总编辑的丁望再度位置不保,赋闲下来。
  那正是1986年。年届六旬本当离休的丁望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要自己办一份报,当“一把手”,“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件事情”。办一份什么样的报纸,他已经想得太多,最重要的是这应当是一份有民间色彩的商报,不从主管机关要钱要人,求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经过两三年的奔走,这个梦在新改组的全国工商联兑现。1989年4月拿到报刊号,1989年10月创刊。跌宕几番,丁望跃上新的平台。
  从此是丁望带领一批年轻人——最年长者也比他小20多岁——创业的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创业成功都更像是一个奇迹。
  25万元企业资助款起家,北京东直门外一处简陋车间办公,隶属于不具备政府资源的全国工商联,而且工商时报第一年的订数不到7000份。可以忆起的只是无数个同样的场景:粗糙的办公桌、长条凳,通宵加班,到厕所接一杯自来水充饥,白发萧然的“老板”和一群痴迷的青年报人奋斗在一起。
  三年多步步为营,工商时报的早期办报方针被归结为丁望在心中蕴藏多年的几句话:“不做机关报,要办综合性经济大报”;“坚持鼓吹改革、市场经济和维护民营经济”;“尽可能说真话,而且绝不说假话”;“商味、民味、海味”。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首都新闻界还是一派沉寂,丁望率先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此后的改革春天里,工商时报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具备了主流经济媒体的话语权。而其新颖的版式、独特的客观新闻写作手法,也在日益繁荣的中国报业形成持续的冲击波。
  1993年8月,美国道琼斯集团CEO彼得·凯恩访问中国并与江泽民会见。在此后接受我的采访时,他由衷地说:“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刊登综合性新闻的报纸可以有许多,而刊登商业新闻的报纸最后主要只有一家。在美国是《华尔街日报》,在英国是《金融时报》,在中国,我们看好的是《中华工商时报》!”
  即使对今天的报界来说,早期工商时报以非官方报纸身份所获得的那种成功也是难以超越的。成功之旅的带头人是丁望。
  今人谈及丁望,更喜欢谈他的全新办报理念,谈他擅长培养新闻人才。其实在那一代报人中,丁望之不同于常人之处不仅在其“以读者为尊”的新闻创新能力,还在其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经济学的领悟力。在早些年读书的基础上,丁望常年交往于学术界,与一批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协助经济学家蒋一韦创办《改革》杂志,蒋氏过世后主编由吴敬琏接任,丁望一直担任编委。因为熟悉经济学而且理解改革,尽管9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风风雨雨,丁望作为工商时报总编辑,其市场经济信念却不曾动摇。而这种信念,一直是工商时报的灵魂。
  可惜的是,有着市场信念的丁望终究只是新闻人。局限于时代也局限于自身,他为报纸做了那么多朝向市场的创新,却终究未能按市场原则在报社建立起相对有效率的机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工商时报在报面占尽风光之时,报纸经营业绩仍乏善可陈,合理公司构架更无从谈起。至1993年中,丁望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报社机制上存在的许多致命弊端,试图一搏。他大胆部署将报社编辑部与经营部门分离,将经营部分注册成公司并探索吸收社外资金入股,也曾一度考虑试行股份制。
  然而历史不再给他机会,1994年1月,67岁的丁望被要求离开领导岗位办理离休。这一年,工商时报正式改为日报。
  以常理论,不甘寂寞的丁望离开工商时报之后生活不可能非常愉悦。他又做过很多新的尝试,1994年夏曾到上海协助创办《现代市场经济周刊》,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彩色印刷的新闻性周刊,担任总编辑。他做任何事都认真,面对一个小得多的舞台也不例外。后来,他把主编杂志一职交给了我,又回到北京协助《中国经营报》改版,并且请当年工商时报一位年轻人杜民到该报担任了副总编辑。1998年,丁望已经是72岁,又创办了《中国合作新报》,方针很新,要搞一份文化评论性报纸。报纸有些样子,但因为资金不足没有大发展,后来给了《工人日报》。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闻业机会很多,丁望总在活跃一直在拼搏,但毕竟年事已高,在越来越“金钱话事”的环境中不会太主动也不可能有很多收入。他离开工商时报后,报社虽然没有过商业意义的发达,一度花费却也相当排场,有了好的办公条件,多辆领导可以私用的公车,好像还有了一辆比较高档的凌志车。不过这一切与其创办人丁望无缘。他出出入入,最多乘出租。直至今年初,我有机会与他在保利大厦吃一次午饭,仍是我用自己的捷达车送他回家。
  当然,丁望从不黯然。他乐观,开朗;可能因为早年吃过太多的苦有过太多的挫折,他把个人的利益得失看得很淡,并无计较。即使在人后,与好朋友独处,他也从不怨天尤人。他总在努力做新事情,想大事情,特别是努力关心早已不复当年的工商时报。在过去的五年中,他至少不下20次找我商量过该为这家报纸做些什么。2000年,丁望决定彻底退下来,再也不做什么了。后来很快发现原发性肝癌,在上海做了手术。刚出院回京,看到前去探望的我们,商量的又是如何重振工商时报。
  这一时期,他早已想得很深,考虑的是如何在可能范围内对报社改制和债务重组。他想得很具体也很细致,对我和同行的杨大明(现任《财经时报》总编辑)、彭波(现任《中国青年》杂志社长)一干老工商时报人均有托咐。交谈中,他还是一口京腔,脑子快,语速也不慢,虽然是满头白发仍然让人觉得是同辈人。当时,看着他因被癌症折磨已经呈暗灰色的脸,我们谁也不敢拒绝。
  感谢现代医学发达,丁望患肝癌后生命竟还维持了三年半。今年5月,SARS猖獗的时候,我从丁望夫人孟刚处获知他的病情又在恶化,代她请教了一位国内的顶级专家,知道已经无法可医,就有了心理准备。9月10日中秋前夜,甫一接到孟刚来电,便想到一定是噩耗。不过,我还是流泪了,这毕竟是丁望。
  孟刚阿姨在电话中说,丁望有两个遗愿要告诉我:他决定死后不搞任何祭奠活动,包括不搞遗体告别也不要“生平悼词”;再就是我们几位曾捐了10万元为丁望治病,他直到今年才用了一些,还有部分余款要结算了退还,让我择日派秘书去拿。孟刚说她此时不愿意见我们,“见了只有更加难过”。她和丁望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声音也一如丁望,爽快的京腔。
  这一回,没有再提工商时报。不过,纵使在弥留之际,丁望能忘却吗?■

  作者为主编,曾任《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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