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琐记陈映真

　　文 | 尉天骢

　　台湾作家

　　一

　　不见陈映真将近五年了。这些日子他居于北京，与外界迹近隔绝，台湾朋友的悬念也只能做到望风怀想而已。

　　每次想到映真，我经常感到他是寂寞的，特别在他六十岁以后，他虽然有了自己固定的思想系统，写了一些批判文章（例如评论高行健、龙应台等），连续鼓动左翼文学的复归，但由于政治意念过于强烈，反而处处流露着生硬的意味。而他在离开台湾前夕所显示的落寞和犹疑，更一直留给我难以忘却的印象。

　　回想起来，陈映真和我，以及一些朋友在年轻的时代都可以算是具有理想的一群。由于彼此都遭遇过不少的战乱，大家都期待着一个公正的、互相关爱的社会到来。也就因为如此，每个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梦想去思考着人类的未来，以至于所怀抱的理想主义便也弥漫着质朴的乌托邦色彩；每读到一本动人的小说，就止不住受到它的激动，把小说人物（如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成自我学习的对象。我们这些人也说不上来是左派还是右派，但痴迷到了某种程度，有时也会像欧洲学者卡尔·波普（K.Popper）自述的年轻时那样，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塑造成流行的左派人物——“迷恋于浪漫的无产阶级身份，甚至有好几年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做着铁路工人或木匠的工作”（引自雅各比R.Jacoby《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而当时，在一些可以读到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著作和报道中，也经常见到这样的风尚。如是，大家便很单纯而诚恳地活在那一个想要献身于社会的时代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