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文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我传真给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的问题一共有七个。其中至少三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询问他是否不相信自己的理论适用于美国以外的社会(参见“汪丁丁专访布坎南”所列问题)。其实,我从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 absolutely absolute, nor absolutely relative, but relatively 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坐在他对面,我认真倾听,那是1998年,他刚出版的著作是《恪守原则而非追寻利益的政治:走向没有歧视的民主》(James Buchanan and Roger Congleton,“Politics by Principle, Not Interest: Toward Nondiscriminatory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我在传真问卷里用三本著作概括他的思想,1962年发表的《求解“一致同意”:宪政民主的逻辑基础》(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代表他在1950年代的思想,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James Buchanan,“The Limits of Liberty: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代表他在1960年代的思想,然后是1986年发表的《自由,市场与国家: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James Buchanan,“Libert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表明他对1980年代政治经济的思考(参见我的“问题二”)。布坎南的传真回信(他只回答了三个问题,其余的,只能面谈)同意我的概括,他特别补充说上述1998年出版的那本著作可以代表他目前的思想,即1990年代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