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书评：王浩的逻辑之旅

这篇演讲已一年多了，现在从浙江大学出版社网站转贴在这里，请朋友们批评： 思想史视角下的逻辑之旅——王浩《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 日期：2010-01-28 14:59:47 　　《逻辑之旅》是由两种针锋相对的思路所构成的。一种是维特根斯坦代表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黑格尔思路，另外一种是哥德尔代表的柏拉图主义思路。 　　从1972年第一次回国开始，王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访问了北大几次。当时，王浩在西南联大的老师王宪均依然健在。在一次王浩宴请老师的饭桌上，同为王宪均弟子的邢滔滔见到了这位早已是大学者的师兄，师兄弟俩同样有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很多年后，邢滔滔成为了王浩遗著《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的译者。 　　先介绍一下王浩一生的经历。王浩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随王宪均读“符号逻辑课程”，王浩当时很好学，王宪均为此也专门花时间辅导他。在王浩后来写《逻辑之旅》时突然传来消息，王宪均先生去世了。沉痛的王浩随即在本书中笔锋一转，专门插入了一长段回忆老师的文字。 　　王浩1943年毕业后，转入了清华研究院继续读哲学博士。1945年学位论文答辩时，逻辑学大家沈有鼎先生就问王浩了，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呢？王浩回答说，因为他“关心人生问题”。怎么关心呢？他说“我们可以从过更好的生活这样一种基本的公共兴趣开始考虑”。关心生活问题，这是每一个人的兴趣，所以就变成了公共兴趣，于是这也就成政治问题，这是一切政治行动的前提。 　　到了1946年，王浩赴哈佛随分析哲学大师奎因读书，两年后获得了博士学位。从王浩之后的几本书可以看出，他当时与奎因似乎有一些隔膜，所以他短暂在哈佛停留之后，很快去了苏黎世Paul Bernays做研究。 　　1950年代初，王浩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当时的工作不是研究哥德尔，而是研究计算机证明、逻辑基础、逻辑哲学等等。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那张饭桌上，王浩曾问邢滔滔，你是研究什么的？邢滔滔回答说，是研究数理哲学的。王浩就说，我们是同行啊。邢滔滔反应很快，很谦虚地说：“不是，您研究数理哲学，我研究您的研究成果。” 　　1954年至1956年，王浩去牛津大学做了洛克讲座的两年主讲人，之后又回到了哈佛任教授。正是在1961年至1967年的哈佛任教期间，王浩开始注意哥德尔。王浩当时正编辑一本司寇伦的哲学文集，发现哥德尔定理可以从司寇伦的方法中推演出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哥德尔定理”究竟是哥德尔的还是司寇伦的？王浩随即写信给哥德尔询问这件事。这样一个敏感话题，自然激起了哥德尔的回应。王浩与哥德尔，以这样一种不那么融洽的方式，开始了多年的密切交往。很难想象，以这种方式相识，王浩成为哥德尔晚年唯一信任的人。据说，哥德尔当时只吃王浩送来的食物，他已经不能对任何其他人有信任感了。用王浩引用的哥德尔自己的话就是：“我已经丧失了做出正面判断的能力。” 　　王浩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洛克菲勒大学教授，从1967年执教，到1991年。洛克菲勒大学的教授是当时美国大学中最“养尊处优的”，薪水是其他学校的好几倍，教职是终身的，而且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学校养着你。 　　 　　王浩的著作中和哥德尔相关的有三本，《逻辑之旅》是第三本，此前还有两本。一本是1974年出版的，书名翻译过来应是《从数学到哲学》；第二本是1987年出版的，现在中译本的书名《哥德尔》，这本书的译者康宏逵，是逻辑学造诣极深的学者。他为了这本书的中译名，曾与王浩反复商量，最后双方共同确认，定下了《哥德尔》这个标题。 　　《从数学到哲学》实际上是哥德尔与王浩合作写的。但哥德尔出于谨慎，不愿意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这本著作，最后就成了王浩单独署名，虽然，他曾向王浩询问过这本书的著作权问题。哥德尔后来多次在演讲中援引这本书的内容，宣称如果要了解他晚年的思想就应该去读王浩写的《从数学到哲学》。 　　《逻辑之旅》是1996年出版的，而王浩本人1995年已经去世了。按照王浩在此书中对自己的定位，他是经典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哲学家，我们不应再叫他数理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因为在王浩当了美国科学院院士之后那四十多年里，他始终思考的问题就是他在清华答辩时所说的“人生问题”。 　　王浩在《逻辑之旅》中实际上是借着研究哥德尔而展开他自己的思想。在《哥德尔》那本书里，王浩已交待过，他虽然是写哥德尔的，但穿插了他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他对哥德尔的评价与批评。然而他的思想在那本书里并没有充分展开，要等到《逻辑之旅》，这里，王浩的思想完全展开了。哥德尔此时已去世三十年，王浩在这一领域已经想得很深。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逻辑之旅》可以理解为是思想史视角下的逻辑哲学。 　　书的提头有两段话很有意思，是画龙点睛的。一段话是陆九渊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段是黑格尔《大逻辑》里的话：“只有对其他科学深入了解之后，逻辑对主观精神来说，才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共相，而是把自己显示为一个在自身中包含了个别的丰富性的共相。”为什么王浩把这两段话挑出来呢？王浩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徘徊了一生，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但他并没有回到中国，而是在美国对逻辑学——西方人文科学最核心的部分做了半个世纪的研究，因为逻辑学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就是西方人文传统皇冠上的钻石。对这样一个学者的最后一本书，我们的确没有理由不重视。 　　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提头那两段话的重要性。在《逻辑之旅》十一个章节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第四章，一个是第十章。就我的阅读思路而言，应当先读第十章。为什么呢？第十章是王浩自己的思想，他提出“化冲突为互补”，这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思路，把冲突的各个学派融合起来，中庸地调解为互补的学派，也就是说，第十章是作为中国人的王浩写的。因此，中国读者从第十章开始读，反而容易理解全书的脉络。 　　第四章和第十章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涵盖在陆九渊和黑格尔那两句话里了。如果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八个字展开，对逻辑学家就意味着，其实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关键地，那个“理”才是最重要的。理是什么，理就是柏拉图洞穴假说里提到的那个太阳，而我们说出来的所有的话语，不过是人们在洞穴里墙壁上看到的影子，晃来晃去，根本看不清楚，真正明亮的是山洞外边的太阳，是共相。如果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在立场上其实就已经抱着哥德尔的本质主义立场，抱着柏拉图主义的立场。这就是《逻辑之旅》的两大主题之一。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涵盖了西方哲学传统中从柏拉图到哥德尔的这一思路，而黑格尔那段话呢，则恰好反映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路。王浩在《逻辑之旅》中引了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维特根斯坦相信，西方人的心智是“无诗意的心灵径直地走向具体”，整个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都是这样一句话的反映。这与上面黑格尔的那段话意思很相近，单纯的抽象命题是没有血肉的骨头架子，不是真实世界的命题，只有把它“上升到”具体的丰富的真实世界里去，它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命题。 　　事实上，《逻辑之旅》正是由两种针锋相对的思路所构成的。一个是维特根斯坦代表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黑格尔思路，另外一个是哥德尔代表的柏拉图主义思路。据王浩就近观察所得到的印象，哥德尔只要一提到维特根斯坦就非常激愤。因为，维特根斯坦将哥德尔定理评论为是“一个悖论”，哥德尔听说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疯了。这两个人在思想路线上是完全敌对的，哥德尔相信的是普遍主义，也就是柏拉图主义，在思想上尽量将一切具体的问题抽象为一般。这是数理逻辑学家最熟悉最喜欢的一种思路，我是学数学出身，只有这样一种思路我才觉得安全，才觉得这个世界可靠，因为当世界能被几条命题和几个定理涵盖的时候，就不会有我不知道的风险，也不会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这样一种思路也正是哥德尔一生的写照。王浩在本书中根据他平时的日记罗列了一些对哥德尔的观察，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浩说哥德尔是一个始终追求安全感的人。但哥德尔这一生充满动荡，包括他的婚姻也是如此，安宁始终求之不得。可以这样说，哥德尔哲学上的追求和他的生活状态是一致的，都是求之而不能得。 　　 　　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利富商家庭，据说世界上第一台机关枪就是他们那个“军火家族”造的。而他正是厌恶了这样安逸的生活，因此多次离家出走。后来到英国去和罗素学习了两年，深得罗素器重。回国之后，维特根斯坦在1914年的时候，作为奥匈帝国的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竟然在战壕中写了大量的哲学笔记。1918年一战结束后，维特根斯坦又回到剑桥出版了这些笔记，即《逻辑哲学论》，轰动了西方哲学界。但是，成名后，维特根斯坦到奥地利乡村当了一名教师，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已经终结了所有的哲学命题，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就去当乡村教师，遗产全部转送姐姐和慈善事业。 　　然而，维特根斯坦1929年在听了数学家布劳威尔关于数学直接主义的演讲之后，发现哲学没有终结，被终结的只是形式主义。于是，他决定重新回到剑桥大学，研究哲学。此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远离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主张以语言分析代替逻辑分析，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解决。 　　而王浩自己的思想呢？他的思想其实更接近于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这路向上的反思。王浩在《逻辑之旅》引论里说，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去相信一些东西，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信念系统，对世界的看法。根据我对王浩这本书的理解，我建议读者将王浩说的这些信念，依照它们的确定性程度，从左到右排列。在最左边的，假设是最确定、最坚固的信念，例如，“逻辑”定理，而生活命题则在最右边，它们属于最不确定的世界。居于两极端之间的，是无法计数的经验命题，有待于检验。 　　这是王浩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命题的一个由我建议的“理解模型”。王浩认为，哲学应处理的最核心问题是“模型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用哥德尔的话来说，就是“概念真”与“经验真”之间的关系问题。哥德尔相信：“事物和概念之间或事实真和概念真之间的对立，其真正意义在当代哲学中还没有被彻底理解。” 　　紧接着我们引入的信念系统的模型之后，王浩提出，“以这种方式，我们得到一个‘初始概念集’以及与之相关的因这些概念而有的‘公理集’。由此可确定我们每一个人关于初始概念的这些信念的确定性顺序，并潜在地包含了一切可由此公理系统导出的‘命题’的集合。我们可集中精力关注这些公理，确认他们是否与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观察所得的判断一致——即确定性的程度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则我们可以修正这些公理，并反复调整，由此终可达到罗尔斯所谓‘反思平衡’状态……” 　　王浩在哥德尔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分歧的整理中，显示了他的上述方法。王浩在书中提到：“他们都同意（1）对哲学来说，日常思维的比科学更具重要性。（2）都相信‘心理/物理’平行论是一种时代偏见。（3）都相信已知的科学只处理哲学与生活的一个有限方面。”王浩顺着这个思路，将两人的分歧回归为公理体系各信念的确定性程度的排序问题。并且，我们可将两人的信念看作是互补的，将它们看作是当事人在各自的生命过程中体验为不同确定性程度的一个命题。在王浩看来，哥德尔也希望“直达本源”，他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分歧在于“路径”而不在于“目的”，他们都试图将世界还原为某种知觉的直接性或基本直觉—— 当然，他们在不同地方找到了这个东西。这与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有关。 　　王浩更关注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的结合而不单纯是哲学（人生问题）。这也可以理解他于1972年访问中国之后，狂热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他提出的“融合主义”强调对不同哲学流派的包容性，把它们视为“互补的”而不是“互替的”，旨在求解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 　　为何是思想史视角下的《逻辑之旅》？若不能将逻辑学家嵌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便很难超越他们的学术体系。如果我们不把王浩的思想嵌入到王浩的生活情境当中，我们就不可能超越王浩。每一个人，必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只是他不得不将这些深切体会表达出来，以求得主体间客观性（事实与规范）。凡表达出来的，便有独立生命。布劳威尔曾主张“非表达”思考，正是这一观点，通过他1929年的那场演说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引导他重回哲学之路。 　　维特根斯坦1945年发表了《哲学研究》（第一卷），基本上否定了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维特根斯坦在那本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数次尝试把我的成果熔铸为这样一个整体，然而都失败了；这时我看出我在这点上永不会成功。我看出我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过始终是些哲学札记；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就变成了跛子。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记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途中所作的一系列风景速写……直到不久以前，我其实已经放弃了在我生前出版我这本书的想法……但四年前我有机会重读了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并向人解释其中的思想。当时我忽然想到应该把那些旧时的思想和我的新思想合在一起发表：只有与我的旧时的思想方式相对照并以它作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 　　剑桥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拉法（P. Sraffa）对维特根斯坦晚期思想的形成影响非常大。维特根斯坦在这篇前言里写道：“本书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应当归功于这一激发。”Sraffa在去剑桥任教之前，多年跟随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卢卡奇。事实上，卢卡奇在监狱里多年，他的学术秘书就是斯拉法。那么，维特根斯坦说的“这一激发”，究竟是什么呢？ 　　《哲学研究》的中译者陈嘉映在“译后记”中说，维特根斯坦的中心思想之一是“日常语言挺合适的”。日常语言与生活实践是一对密切相关的范畴。维特根斯坦论证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相信不含有生活实践的抽象。而这一重要观点正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监狱中试图加以完善的实践哲学——通过斯拉法带给了维特根斯坦。 　　由表达转入实践，是具体的或曰“情境”。情境，严格地说是不可表达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路向，正是哥德尔定理的“互补”。因此，作为这一冗长的读书感想的结语，我想引中国近代思想传统转向的代表之一颜习斋（另外一人是王船山）的几段话。颜习斋是戴东原的精神导师，他说：“孔子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存学编”）；“孔门为学而讲，后人以讲为学，千里矣”（《年谱》）；《颜元传》曰：“先生之学，以事物为规，而生平未尝以空言立教。” 　　从西方哲学的核心性争论——维特根斯坦与哥德尔的分歧，经过王浩的中西方文化体验，再归入东方哲学的实践传统中来。这就是我读《逻辑之旅》的一些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