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像看起来那么强大?这是西方人现在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难怪以此为题的一个讲座吸引了那么多人。
11月14日,这个讲座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行,讲演者是罗伯特·纪福特(Robert Gifford),1998年-2004年间,纪福特作为国家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驻北京记者,在中国工作了六年。至少有五六十名听众来听这个讲座,不少人没有座位,只能站在门口。
纪福特是哈佛的毕业生,他于1996年获哈佛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 - East Asia Program, RSEA)的硕士学位,RSEA 的目的在于培养了解东亚地区的综合性人才,不少毕业生成为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他的指导老师是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中国近代史教授,现费正清中心主任。科比特地参加这次讲座,对他的学生做简短但富于赞扬的介绍,“罗伯特从RESA毕业后完全可以在哈佛继续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但他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他在北京工作六年后,2005年离开北京成为驻伦敦记者。”
2004年,纪福特沿着横贯中国东西的312国道,从起点上海一直到了终点新疆伊宁,全长4967公里,并从那里跨越边境到了哈萨克斯坦。路上的所见所闻,成为他的新书《中国之路:通往新兴强国的未来的旅途》(China Road: A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of a Rising Power, Random House, 2007年)的基础。
在讲座上,纪福特播放了几十张照片,描述他当年的行程。
他赞扬了中国政府使四亿人脱贫的成功,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封死地方的水井,迫使老百姓买水,地方政府拥有制水厂,而老百姓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忍受”。
他对比了繁华的上海和戈壁沙漠;代表外企的中国新富和河南南部的艾滋病患者。
“如果你问从中国沿海城市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你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他们会说,‘差不多’,‘都差不多’。沿海城市的夜总会、酒吧和其他方面的生活确实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走出上海不远,在安徽境内,你就会发现农田里的耕作技术还是19世纪的技术,你仿佛倒退了一百多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流动人口,村子里很少能见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城里打工。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从11%降低到8%,就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纪福特说,“几年前,农民对各种税收怨声载道。现在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问题。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最近出台的刺激经济的四万亿元新投资方案,是否包括对医疗系统的投资,还仅仅是建更多的桥梁和马路。中国应该把钱花在建立更好的行之有效的系统(system),减少人们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担忧,让人们敢于花钱。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
他显示了一张爬华山的照片,说,“我问身边爬华山的中国年轻人什么是道教,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问他们‘你们学什么的?’‘核物理’、‘财经’等等。我想找真正的道教隐士,最后总算在一个庙里找到了,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以后再来拜访。他拿出一张名片说,‘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他的另一张照片是一些和尚坐在电脑房里用电脑,说明现代技术和信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信基督教的人很多,大约在6000万左右,我路过一个教堂,想看看中国人做礼拜,但是那天正好牧师不能来,人们非常失望。他们看见我,就说,‘老外一定会念经。’我本想拒绝,但想这也许是个好故事,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拿起圣经,把小时候学的、模模糊糊还记得一点的段落重复一遍。”纪福特说。他还播放了一张在教堂里传经的照片。
最后,他总结说,“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有它的成本,中国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