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十五】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两位顶尖学者——萨默斯与Pritchett在课堂上即席对答：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应允许更多的国家意志

　　2月26日当天的全球化课程，由Lant 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也来了，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右侧。
　　这节课的题目是“国际准则和规定意味着你不能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Pritchett首先解释，经济学家并不轻视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例如，员工由于自由贸易工作移向海外，而经历再次找工作、搬家的麻烦和精神紧张。这些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在理论上都被经济学家折合成价格——通过询问当事人“给你多少钱你才不介意再次找工作，再次搬家呢？” ——计算在体系设计之内了。
　　接着，他讲解什么叫“动态一致（dynamic consistency）”。当一人应履行诺言却因各种突然原因而不履行，就叫“动态不一致。”他人若预计某人将“动态不一致”，则事前不会与其签约合作。这正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
　　Pritchett教授重点讲述了两个案例。其一发生于1990年，泰国以保护国民健康为名，依据GATT第二十条排斥以美国烟草公司为首的跨国烟草公司。对此，美国用国家待遇条款起诉泰国——如果泰国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则应像排斥外国烟草业一样禁止本国烟草业。调停小组最终按照GATT第十一条判决美国获胜。
　　另一案例比较复杂：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起诉美国以保护海豚为名，保护美国的金枪鱼捕捞业。美国制定过一部保护海豚的法律，禁止进口通过“袋状网围”捕捞的金枪鱼。
　　海豚与金枪鱼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墨西哥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大量使用“袋状网围”捕捞金枪鱼，以降低捕捞成本，但这致使大量海豚丧命。
　　墨西哥认为，美国不应将自身保护环境、爱护海豚的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一国是否允许进口金枪鱼，应依据其质量、价格而非依据捕捞金枪鱼的过程。　
　　“美国制定这一法律旨在保护海豚，如果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就意味着这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如果要在自由贸易和保护海豚之间作选择，我们宁愿选择保护海豚。” Pritchett教授说，“尽管每个人都喜爱海豚，但GATT调停小组考虑，如果评判美国胜诉，那就意味着在贸易摩擦中，生产过程比产品本身更重要，就很容易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多的借口、更多冠冕堂皇的幌子阻碍自由贸易。基于此，GATT调停小组判定墨西哥胜诉。”
　　这个案例引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何运用法规是正确的？如何运用法规又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作掩护？这就又回到了萨默斯在开学第一天讲到的如何处理好国际化、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三者关系的问题。
　　在这节课的最后几分钟，萨默斯举手提问，“Pritchett教授似乎认为GATT在这一案子中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这一法律是在环保主义者的倡议下制定的，不是在国内金枪鱼制造商的倡议下制定的。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选择，而非打着掩护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此，Pritchett教授回应称，“主观上的动机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衡量。例如，法国农民和小食品店店主反对麦当劳进入法国，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你说他们真的是在感情上受了伤害，还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打掩护？”
　　“我想主观上的正确要比客观上的错误强很多。”萨默斯立即回答，然后反问，“一个问题是，在当时的GATT规则下，GATT调停小组是否作出了正确判决？你的回答可以是Yes。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在国际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允许有更多的体现国家意愿的国家选择？”
　　Pritchett教授摇摇头，“我的回答是No。”萨默斯笑了，“Pritchett教授，你保持了动态一致（you’re dynamically consistent）。”
　　这时，墙上的钟表正好指到下课时间——下午1时。学生们对两位教授的即席对答给予热烈掌声。Pritchett教授向台下的学生们挥挥手说，“且听下回分解（to be continued）。”
　　这已不是两位教授的第一次即席对答。一周以前，萨默斯介绍完全球化（从1870年到冷战结束）的历史之后，留了几分钟时间，问学生还有什么问题。沉默了一阵以后，坐在第一排的Pritchett教授举手提问，“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国化？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如果有，有什么区别？”
　　由于临近下课时间，萨默斯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全球化，而不是美国化。‘美国化’这个词更适用于冷战期间，当时我们的对手是苏联，美国化是相对于苏联而言。现在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冷战，也就无所谓美国化。而且全球化有它的规则，美国并不总能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