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9日,雅克·德里达在巴黎逝世,享年74岁。他的逝世,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又可以重聚了:德里达,以及阿尔都塞、罗兰·巴特、拉康、福柯、德勒兹和利奥塔尔。
1930年,德里达出生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郊区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约20岁时,他考入“法国哲学家的摇篮”——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留在这里进行教学和研究。他受教于梅洛-庞蒂、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也深入研究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受索绪尔影响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萨特、巴塔耶、布朗肖的文学等等。后来,这些人大多成为他的解构对象。
1963年,33岁的德里达在巴黎哲学学院做了一次针对福柯的著名讲演《我思与癫狂的历史》,初露锋芒;1966年10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发表了题为《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中的嬉戏》的演讲,矛头直指当时法国乃至国际学术界风头最盛的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针对结构主义的整体论,德里达使用了另一个词“deconstruction”,即“解构”,以示拆解、消解传统的理解模式、习惯、结构。德里达这次著名的讲演,也标志着法国学术界兴起一个新的学派,它被称作“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1967年,德里达发表了奠定他一生学术基础的三部著作:《写作与差异》、《论文字学》、《播撒》。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晦涩著称。这和他试图解构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努力不无关系。德氏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传统称为“逻各斯中心论”或“语音中心论”,并穷尽毕生解构此一传统。在他看来,文字一旦书写出来,就有脱离逻各斯、不服从语音的倾向。这样的文字就成了“孤儿”,留下了缺失的痕迹。由于这样的文字悬隔了主体或自我意识,它就具有断裂、差异、延缓、沉默、不确定、偶然、不透明等特点。德里达创造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法文词différance(中文译为“分延”、“延异”),来描述这种情形。在德里达看来,作者文本生产出来之后,就会脱离前者的意愿,不受意识形态的控制,来到一片异域(他者、另类,如此等等)。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往往是由读者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差异,而非逻各斯。
对于德里达来说,中国有特殊的意义。当他批评西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论”或“语音中心论”时,曾诉诸东方的象形文字,并说,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哲学”。可能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2001年10月,德里达曾到中国做学术访问——这本应是一个开始,却猝不及防地成为一个终结。
和许多法国哲学家一样,德里达身上明显具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印记,即行动与思想的高度一致性,对于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充满热情,并一以贯之。晚年,德里达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他捍卫法国废除死刑的司法制度,批评美国近年来的某些做法是“流氓”行经,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一起呼吁建立符合人类利益的欧洲未来政治制度。他还呼吁同性恋者的权利,甚至主张将婚姻条款从民法中删除。
普通人很难理解德里达的学说,即使在哲学圈内,他也因此受到责难。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剑桥大学曾经考虑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消息一出,立即遭到20多位知名教授联合签名反对,理由是他的著作晦涩不清,制造理解的障碍,与西方哲学精神背道而驰,等等。
但是,正如德里达所说,这些看法是对他本人最大的误解,因为他的思想能给世界一个新的面貌。事实正是如此,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为当代哲学、文化和文学艺术构造了另类空间,后现代风格已经深入小说、电影、建筑、绘画、音乐等领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比如,今天许多建筑物属于“解构”风格,其特点是淡化传统建筑的实用性和构图上的整体性,强调视觉形式上的美感和奇异。这类建筑物具有明显的实验性,强调差异而不是模仿。无论如何,德里达的逝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空缺。再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写出那样独特风格的文章了。
1999年末,我在巴黎听课。德里达开着一辆极普通的小轿车前来。他拎着一个又大又旧的皮包,里头装满了参考书。偌大的阶梯教室坐了约1000个学生,连台阶上也挤满了人。德里达面容英俊,表情严肃,满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整整两个小时,他讲解手里数十页的讲义。听众可以中途打断,提出问题。他的回答非常幽默,令全场听众发笑,但在笑声中,他并不动容,一双眼睛专注深邃。
如今,德里达已经身在天国凝视我们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