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

　　张岱年，字季同，原籍河北省献县。1909年出生于一个读书仕宦家庭。父亲张濂是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初年曾为众议院议员。张岱年自幼承继家学，好学深思，1928年10月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在多所大学中讲授哲学。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此后专力于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引领少年时代的张岱年进入哲学殿堂的，是他的兄长张申府。张申府长张岱年16岁，无论政治还是学术，都堪称五四时代风云人物。作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张申府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国内学术界，他最先引进了罗素哲学，并进而主张“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青年时期的张岱年，不仅得张申府的指点，耽读英国新实在论哲学，而且服膺“三流合一”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说。他认为，中国哲学今后的一条新路，即将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孔子的仁学结合起来，建立一种综合的哲学。这包括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结合起来。尽管一生从事学术的侧重点不同，但在治学的基本主张与方向上，毕生循此路径，也可以说是一直笼罩在长兄的身影之下，以致有人说，岱年先生的哲学，实为张氏一门兄弟两人的哲学。
　　但这样一个自青年时期起就努力追随时代，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却也陷于罗网，长期被剥夺了从事教学著述的权利，直至1978年才得到改正。1983年张岱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岱年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之际，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哲学正面临着剧烈的古今之变。张氏兄弟以“三流合一”的综合创新之说，加以回应。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三者能否结合，有无必要，都是大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自来中国哲学长于体悟，短于逻辑分析，重视洞察而忽略论证，张氏兄弟有鉴于此，引入英国实在论哲学，以其逻辑分析之长，济古典哲学之短，对于中国哲学实现古今转变，还是有意义的。晚年张岱年致力于文化研究，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他看来，前者是：“对生命的体会，人的生命就是努力前进、奋发向上。”后者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特点是比较宽容、博大，像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都被中国文化所接纳。”这在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肯认。
　　中国学界关于哲学古今中西之辨的思考，诸家纷起。在深度方面，张岱年也许不如冯友兰、金岳霖，而在视野的开阔上则不如梁漱溟。纵观岱年先生一生著述，其在学术上最有价值的，依学界的共识，恐怕还属他写作于3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大纲》。
　　章太炎当年说过：“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古典时代汗漫笼统的哲学思想如何转换为一种现代的知识形式，这是迄今为止依然困扰着中国哲学界的一大难题。胡适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这一古今之变中的意义，即在于他毅然截断上游，从老子孔子讲起的气魄。这从纵的方向上，推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变。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则明确将哲学史与哲学加以区分，以中土哲学问题为经，以思想发展为纬，从横的方面，以一种现代知识的形式，重新展示了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致思方式、内在结构和旨趣，同样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然而他也承认，这“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 
ஸஸ近代以来，传统崩解，知识人往往热衷于追逐各种流行意识形态，尤喜标榜声气，但往往并无扎实的学术工作做基础。岱年先生则不然，他一生坚守学院门墙之内，孜孜为学。他既不是那种多才善变的才子型人物，也不同于“口虽云空，行在有中”的“聪明人”。他力主知行合一，使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姑且不论他的综合创新之说从学术上说有无价值，可他毕生坚持这一路径，反复思考论证，与那些附会今古、曲学阿世者究竟不同。冯友兰先生阅人多矣，其品藻人物，认为岱年先生是“刚毅木讷近仁”，可谓不易之论。
　　固然，“刚毅”有时也不无偏执之失。比如他无视中古援释入儒的历史事实，将中土的佛教哲学视为印度一系，从而革出门墙弃而不论。假如列宁与罗素都可以与孔子“三流合一”，古人为什么不能与印度的佛教哲学相互融通呢？这与他所说的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也未免抵牾。特别是他的后半生，很长时期内陷于前苏联的学阀日丹诺夫将哲学史曲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的教条之中，而不能自拔，大大限制了他的研究视野，很多著述因此不免牵强比附，学术价值也因之大打折扣。
　　先生如今已归道山。但他的那些打着时代烙印的著述，作为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个环节，也已凝固为现代思想史的一块化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