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伦

　　在人们的心目中，李德伦的名字总是和“交响乐”联系在一起。84岁的他在抱病多年后溘然长逝，令人发出“世上空余《田园》曲，人间不见李德伦”的感慨。
　　李德伦1917年生于回族血统的官吏家庭，自小受到母亲音乐艺术启蒙以及良好的文化教育。1940年，他考入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小提琴。1943年毕业后，便像当年很多向往新生活的年轻人一样，投奔延安，到延安的中央管弦乐团当指挥。
　　1949年初，李德伦随着解放大军进入北京。在解放军进城的第一天，他就和乐队到清华大学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我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我们是又脏又穷的土八路，但我们手里的琴、乐器是干干净净的。”李德伦的夫人李珏后来回忆。
　　建国后，李德伦先后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指挥。1953年后，他到原苏联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1957年学成归国，担任中央交响乐团指挥。
　　在李德伦的职业生涯里，除了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指挥演出，他还率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到日本、朝鲜、香港、澳门演出，并带领室内乐团去西班牙的20多个城市演出。作为客席指挥，他曾先后指挥过前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城市的20多个乐团，并去芬兰、捷克、古巴等国指挥。
　　“文革”期间，李德伦有过不同寻常的遭遇。他先是受到冲击，被关进“牛棚”；后来，江青为了树立“文艺革命旗手”的地位和形象，大树特树“革命样板戏”，由于李德伦在指挥艺术上高超的造诣和无可替代性，他被提前释放，担任北京四大样板戏剧团的指挥，同时也担任一些样板戏剧团的领导工作。
　　在常人看来，在“文革”那段非常岁月，李德伦是受到“重用”的。他甚至为此付出了代价。1976年到1977年间，李德伦被确诊患了肾癌，开刀割掉了一只肾。由于“文革”期间他一直为江青的样板戏做指挥，许多医院不敢接受这么一位“文革”期间的“大红人”，为此他受了很多委屈。
　　实际上，李德伦的思想并不左，对“四人帮”的做法也极为不满。他为人正直、温和，也有软弱的一面，因而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他的内心是复杂、矛盾和痛苦的。
　　当然他也有过反抗。1973年，“四人帮”批判“无标题音乐”，李德伦支持并组织了音乐理论家黄晓和的理论，说“古典音乐器乐作品是无明显政治内容的”，因而受到了批判。1975年，冼星海的女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冼星海的作品能被演出，毛主席批示同意。这个批示给“四人帮”带来很大的恐惧和敌视，他们要尽力缩小演出的规模和影响。对其中的利害，李德伦是知道的，但他下决心亲自指挥了“聂耳冼星海作品音乐会”的演奏。为了扩大影响和演出规格，他甚至找到老一辈革命家王震同志请求帮助，后来王震、乌兰夫和谭震林亲自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出席了音乐会。
　　“四人帮”被粉碎初期，极左的路线并没有得到彻底矫正，受迫害的艺术家并没有被解放，被禁演的艺术作品也没有解冻。在这个背景下，李德伦冒着风险和压力，将尚未平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请到了舞台上，这在老干部和老同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文艺界人士因此受到很大的鼓舞，称这个举动“使大家吐了一口气”。
　　 从1964年起，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李德伦和中央乐团被迫停止交响乐演出，并中断出国演出达21年之久。“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几经周折，甚至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音乐会”得以举行，音乐会上，李德伦指挥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影响遍及国内外，国内从此恢复了交响乐的演出。1979年，驰名国际的美国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恩来华表演并授徒，且由李德伦指挥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随行拍摄了一部题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纪录片，这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改革开放的先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李德伦演出不如以前那样频繁，但他在基层，在文化宫、少年宫，在大学传授有关交响乐指挥的知识，开办各种讲座，在普及交响乐方面功不可没。多年来，他每到一地演出，总要附带一项任务，就是举办交响乐讲座。他经常说：“让交响乐在中国成为人们艺术欣赏的一部分，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
　　 在指挥艺术上，李德伦的造诣是卓越超群的。他的指挥刚柔兼备，热情洋溢，极富艺术感染力。他是中国近现代高雅音乐艺术领域的一位杰出的有卓越成就的人士，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名字应载入中国音乐发展的史册。■
　　作者为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