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格雷厄姆

　　84岁的凯瑟琳·格雷厄姆老太太摔了一跤以后不治，有人称在商海纵横捭阖、“操纵言论自由”的报界“纸老虎”又少了一只。诚然，从生前被称作“新闻界最有权势的女人”，到逝世后被誉为“华盛顿乃至全美传媒的第一夫人”，凯瑟琳一生地位尊荣、声名显赫。然而造就这位报界“女皇”的力量既不是股海妙策，也不是政坛裙带术，而是“发展于美国、奉献于世界”的新闻专业主义。
　　凯瑟琳1917年6月16日生于纽约，大学毕业后到她父亲1933年收购的《华盛顿邮报》工作。1945年，凯瑟琳的父亲将《邮报》大权交给她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而凯瑟琳则甘愿在家做4个孩子的母亲。那些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柔弱温顺的家庭主妇对生活和事业有什么想法。然而，机会却以一种极为残酷的方式降临了：1963年，凯瑟琳46岁时，患病多年的丈夫在狂躁型精神抑郁中，用猎枪在乡间别墅的浴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经过一个月的痛苦和彷徨，凯瑟琳决定把公司留在家族中，自己亲自经营。起初，她仅仅把自己看成是在孩子们成为公司掌管人之前的一座桥梁，然而她很快表现出杰出的商业才能和对新闻业的深刻理解。1970年，她推动公司上市，引进职业经理人，把《邮报》从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改造为现代企业集团，同时重金网罗许多新闻界精英。在她的主导下，《邮报》逐渐形成了以追踪调查为代表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以消息灵通、材料可靠、文章犀利的特点向社会展示着舆论的力量。
　　凯瑟琳给新闻界留下的一大遗产是她维系了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和自主经营企业这双重属性之间的平衡，严守报纸发行人的权限，尊重新闻编辑自主权，维护《邮报》新闻业务的相对独立性。在美国，大多数报纸采取发行人制。发行人作为业主（或其代表）主要负责报社的宏观管理与协调，编辑权则授予编辑部负责人，一般不过问报纸内容的处理。这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一种结果。凯瑟琳认为，编辑部门应该有真正的自主权，才能办好一份报纸。她把这种自主权视为社会赋予的使命，而不是业主的特许。
　　凯瑟琳践行了自己的理念。她在编前会上很少发言，也不干涉《邮报》的报道方针和报道内容。《新闻周刊》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反映，报道新闻时他们根本不需事先向凯瑟琳请示。这一点即使美国总统也难以相信。林登·约翰逊总统曾说：“老天啊，凯瑟琳·格雷厄姆正坐在她的办公室，她应该知道记者到底在写什么。”但是凯瑟琳却告诉他，每一个政客都相信发行人坐在办公室对记者发号施令，甚至告诉他们写什么，什么时候写，但事实不是这样，编辑有自己的权力。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媒介业主没有或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美国主流新闻界奉行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分离的原则，报道奉行客观性原则，保证新闻资讯的客观与平衡；社论则可表述本报的意见，诚所谓“事实是神圣的，观点是自由的”。这种“公”“私”分离的原则保证了新闻报道的无倾向性（即不偏不倚）。
　　作为《邮报》发行人，凯瑟琳努力弄明白编辑和商业的功能以及它们如何结合。这意味着媒介“掌门人”的首要职责是把握好利润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具有新闻理念的报纸业主总是把媒介的社会属性放在第一位，凯瑟琳作为《邮报》的业主在这方面秉承了这一信念。当年，她决定是否要冒险刊登五角大报秘密文件时，正值《邮报》股票即将上市。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任何不慎之举皆足以“毁掉整个公司”。凯瑟琳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天平两端毅然选择了后者，她相信这些材料更有助于美国人理解美国为什么卷入越南战争，刊登文件不仅不会破坏国家安全，相反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报纸发行人作为报社的最高主管，周旋于外界与编辑部之间，调剂着两者的冲突与矛盾，扮演着类似“中间阀”的角色。在《邮报》，她有力地抗拒了来自政府等权势集团的外部压力与拉拢，维护了报纸的独立与新闻专业品质。林登·约翰逊总统为了获取《邮报》的支持，极尽笼络之能事，但凯瑟琳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自己是约翰逊的支持者，作为报纸的发行人则必须保持报纸的独立性，不能让《邮报》陷入政治偏见之中。
　　实际上，在越战问题上，《邮报》站到了约翰逊的对立面，致使约翰逊勃然大怒，疏远了凯瑟琳。在水门事件中，面对政府打压、权势人物警告甚至某些读者责难的严酷局面，凯瑟琳力排众难，始终信任执行主编，支持把调查深入下去，最终赢得了新闻史上里程牌式的胜利。
　　目前的中国，众多资本看好传媒产业，但其中多数把投资媒介产业视作一夜暴富的机会，缺乏对媒介社会职责与新闻理念的理解与掌握，更不了解作为媒介业主所应具备的品质和所应承担的责任。所以，凯瑟琳·格雷厄姆作为《邮报》发行人的生涯与业绩对国内传媒业的启迪就显得格外珍贵。■
　　展江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赵刚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