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嘉 锡

　　科学家、教育家、国家领导人——在中国，能把这三重身份成功地结合于一身，卢嘉锡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作为科学家的卢嘉锡当之无愧。他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并曾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在结构化学领域内享有世界性盛誉，曾于1973年提出固氮酶活性中心的网兜模型——即著名的“福州模型”，比西方国家至少早4年；
　　作为教育家，他长期在厦门大学任教，亲手创建福州大学，培养出一批人才。1955年他即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一级教授；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卢嘉锡还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角色。他曾担任两届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七、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已经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在卢嘉锡家里，挂着他手书的两个条幅。一幅是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另一幅是他“读曾子名言有感而作，并书此自勉”的座右铭：“吾日三省吾身：为四化大局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学术而乏创新乎？奖掖后进不落实乎？”
　　这“三省”恰好是他以三重身份对自己提出的三方面的要求——作为政治人，他奉行“谋忠”；作为科学家，他追求“创新”；作为教育家，他注重“掖后”。
　　 尽管如此，卢嘉锡显然更看重他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角色，“官”念非常淡薄。他说，教授、研究员是他的“终身职务”，而官衔只不过是“临时户籍”罢了。一次，他见到数学家苏步青，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戴的帽子同你一样。苏步青大惑：我没有戴帽呀！卢大笑：我头上的帽子多得“数不清”——原来是取“苏步青”的谐音。还有一次，他与友人路过北京市内的帽儿胡同，不无幽默地说：“这儿能不能卖帽子？我想卖掉它几顶……”
　　不过，卢嘉锡承认，他对三顶“帽子”还是认账的：一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主编，二是李约瑟著作翻译委员会主任，三是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
　　1915年10月26日，卢嘉锡出身于福建厦门。父亲给他取了个学名——“嘉锡”。那是从《诗经》中“嘉天之锡”一句引申得来，意思是“感谢上天的赏赐”。
　　确实是得天所赐，卢嘉锡未满13岁便进入厦门大学预科，不及弱冠已大学毕业；22岁远涉重洋留学英国，24岁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核化学家之一；随后转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从事结构化学研究，曾获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颁发的“成就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30岁的卢嘉锡辞去了国外的一切聘任，返回祖国，在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20世纪60年代初，他奉调筹建福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领衔结构化学的研究工作，最突出的成果是培育出BBO（低温相偏硼酸钡）、LBO（三硼酸锂）非线性光学晶体。80年代末，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国际同行为此举行了一次庆祝会：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画上中国地图，地图上画出福建省，标出福州市，在旁边搞了一个BBO晶体的模型——足见对此成就的高度评价。
　　“文革”期间，卢嘉锡在劫难逃，被罢免了一切职务，派到实验室洗烧杯搞卫生，甚至刷厕所。“十年动乱”之后，他又率领物构所的研究人员开始了过渡金属原子簇的研究。1976年到1981年是卢嘉锡最顺心顺手的阶段，在前后近10年的时间里，物构所累计取得了140项科研成果，其中重大成果40项，从而成为中国原子簇化学研究的中心及国内外新技术晶体材料的研究中心之一，卢嘉锡也被誉为中国结构化学学科的奠基人。
　　1981年，卢嘉锡科教生涯发生重大变化——当了21年物构所所长后，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历时5年半。
　　当“官”不是卢嘉锡热衷的目标，也非他所长；但既已为官，卢嘉锡还是以一个科学家固有的严谨和认真处理着各种事务。有一件琐事：1989年，中央作出规定，高干子女不能经商。其时卢嘉锡的长子卢嵩岳正担任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卢嘉锡郑重地向中央作了汇报，直到卢嵩岳的单位回复：卢嵩岳经商是上级委派的，与父母的地位、职权无干。卢嘉锡这才放了心。
　　无论处在何种位置，卢嘉锡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本色不变。1991年的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他代表农工民主党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发展科技和教育，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他强调“兴国先育才的战略”和“兴国大计教育为本”，博得全场热烈掌声。这个观点和后来中共中央确定的“科教兴国”的国策是一致的。
　　 撇开卢嘉锡的三重身份，其实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1992年秋，他的妻子吴逊玉卧病多年后辞世。小女儿紫莼后来回忆说，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是在母亲的病榻前。卢嘉锡为妻子写了这样一副挽联：“佐夫君学成功途同甘共苦诚贤内助 育后代五男二女勤劳俭朴念彼慈亲”。
　　在卢嘉锡看来，做事和做人是一脉相承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个人而言，离开了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诚和单纯的追索动机，离开了探索和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责任感，离开了对人类苦难和福祉的真诚关怀，即离开了‘立德’的坚实基础，是难以耐得住科学研究的孤独、寂寞、清贫和枯燥的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