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变身乐观主义者

在分析世界末日思想如今为什么会如此公然流行时，写过许多风险和危险题材作品的弗兰克•弗雷迪（Frank Furedi）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二三十年里发生的文化变迁造成的。我们满脑子都是安全问题，因此变成了惊弓之鸟——换句话说就是忧惧感和无力感。弗雷迪把气候变化方面的学者看成是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他们写的是还没有影子的灾难和灾变的史前史，给弥漫至其他生活领域的焦虑添油加醋。他说，我们当前的脆弱感是“空前的”。它们就躲在我们对未来的——大体上无理性的——悲观主义、惧怕和不祥之兆背后Frank Furedi,Invitation to Terror(London:Continuum,2007),p112.任何对风险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一开始读两本这方面最重要的书。一本是：Ulrich Beck,Risk Society(London,Sage,1992)。该书是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主要从消极的观点来看待风险，认为风险是要避免的危险。另一本是：Peter Bernstein,Against the Gods(New York:Wiley,1996)。该书主要是讨论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励志的、积极的方面。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最新的思考可参看：World at Risk(Cambridge:Polity,2008)。。弗雷迪加入了批评世界末日思想的阵营，这些人说：“任何时候都不比现在更适合于生存。”Dan Gardner,Risk: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London:Virgin,2008),p302.此语出自他们当中一位长期研究过风险的人之口。 这些批评家当中的丹•加德纳（Dan Gardner）对公众持有的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风险观给出了强有力的分析。民众倾向于更多地担心某些风险，而不太担心另一些风险，尽管前者发生的概率可能更低。“9•11”事件之后，美国的许多民众一时间不敢坐飞机，而更爱开车。事实上，开车比坐飞机更有生命危险。每年死在马路上的美国人比世贸双塔遭袭后死亡的人数要多得多。如果恐怖分子每周在美国劫持和撞毁一架航班，一个人死亡的风险也只是开车走同样里程被撞死的风险的一小部分Dan Gardner,Risk: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London:Virgin,2008),p3.。 加德纳继续说，一个人的风险感知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包括信息被构成的方式。例如，在一次实验中，人们被要求把自己想象成一名肺癌患者，他们必须决定是选择动手术，还是选择化疗。他们被分成两组。一组被告知，他们动手术一年之后有68%的机会活着。另一组被告知，动手术一年后他们有32%的机会死去。在第一组，有44%的人选择了动手术而不是化疗，第二组做出这种选择的比例只有18%。同样的结果在许多其他同类研究中也出现了。 公众的风险感知力往往与现实相背离，例如在犯罪领域。加德纳举了20世纪80年代席卷美国的担心孩子被拐卖的风波的例子。为了应对这股风波，政府派研究队伍去寻找问题的症结。14岁以下的孩子被陌生人拐卖的案件每年总数为90件，年均风险度为1/608696。在美国，每年死于车祸的孩子超过2000人——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这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防护措施了。与民众对其他危险所抱的相对轻松的态度相比，公众对拐骗的焦虑程度与风险度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Dan Gardner,Risk: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London:Virgin,2008),pp188-195.。 研究当前在风险问题上的态度演变的大多数人都一门心思专注于安全，并将为恐惧感推波助澜的源头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时电子媒体的普遍应用过程真正开始了。这两个趋势在起因上是否有关？很难否认其中有某种关系，尤其是鉴于媒体展现的核心律条是“坏消息就好消息”。有大量的研究显示，媒体对戏剧性的或者暴力性的死亡原因的关注远超过对一般性的死亡原因的关注，因此向公众传递的是一种错误的风险印象Barbara Combs and Paul Slovic, ‘Newspaper Coverage of Causes of Death’,Journalism Quarterly 56(1979).。即使在严重犯罪率往下走的时候，公众仍会相信它们事实上在上升。 研究表明，关于风险的报道很少把风险计算考虑在内。因此，报纸也许会报道说，过去十年里伦敦被谋杀的人数增加了四分之一，给人的印象是满大街都是打打杀杀。然而，由于总人数是如此之少，每年总计不超过30人，以至于这样丧生的真正的风险水平只有00001%。在是否上升尚可存疑的情况下，风险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Gardner,Risk,pp166-170.。媒体是科学发现和讨论通过它传播出去的最主要的过滤器之一，耸人听闻的报道取代小心谨慎的报道的例子有很多。 对风险的政治管理必须在警醒和放松之间踏出一条艰难的路。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从表象来看待世界末日思想。我们更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系列警示。这里说的是如果我们不保持警惕，如果我们不采取合适的补救措施，会出什么乱子。例如，马丁•里斯所谈论的各种危险是处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交汇处的——最多也只能给它们定下一个极端不精确的概率Martin Rees,Our Final Century(London:Arrow,2004).。面对一些新式的风险——那些与科技进步有关的风险，我们应尽力去决定该如何严肃地看待它们，因为它们会逐渐演变为不确定性。 很难把公众意识中的既有风险——包括全球变暖——纳入其他走马灯似的已知危险的视野。注意力疲劳的现象在各种研究中都有清楚的记录。民意测验也已经揭示出，即使在受访者接受了全球变暖的风险是真实的之后，一些人也会报告说，他们听这事儿已经听得不厌其烦了。这样的反应同时伴随着“忘掉它，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的态度。对于听到的警醒也出现了同样的反应：“如果情况真有你说的那么坏，我们就干脆别担心了。” 当我们考虑应该拿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去回应那些宣称气候变化推进得比大多数科学家想象的快得多的人时，所有上述因素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应该小心看待这类看法对实践活动的含义。皮尔斯是如何知道自然会对我们施加给气候的影响“实施报复”的？“很可能”的力量有多大？Fred Pearce,The Last Generation(London:Eden,2007),p26.全身心关注最坏的情景一般不是应对风险的最好方式。相反，它会挑起过度的反应，这种反应会使政策瘫痪，而不是推进政策。 罗姆伯格十分正确地说过，我们还必须关注国际社会中的某些“竞争性风险”，这些风险倘若我们只是一味地考虑其最坏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和气候变化一样危险。例如，如果未能制止住核武器的扩散，它就会引发让千万人丧生的冲突。我不认为发出紧急呼吁就能奏效。“任何时候都不比现在更适合于生存”——这句话也许确实不对，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更是如此，但从这句话中透露出的情绪，却是我们应该予以严肃对待的。我们有义务尽最大努力做出全面综合的、丝丝入扣的风险评估。关于这一论题我在后面还会讨论。 下一章，我将转入讨论另一系列风险——那些与能源安全有关的风险。乍看之下，它们的触感和质地似乎和那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不同。用一段历史短片来导入它们是有必要的。谈石油就要谈地缘政治。过去的六七十年里，保持石油的不断流入是发达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内，保证供给似乎完全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人们习惯于认为，只要生产者继续供给，就有充足的石油来满足世界未来几十年的需要。这样的想法如今已饱受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