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和台湾一位重要的评论家谈起中国的诸多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或许只不过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文革’的时候，你在哪里？迟早有一天，大家会发现这是个躲不过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面对自己回答的挑战。”
身为“文革”最重要的象征人物之一、曾被毛泽东当众建议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终于在四十多年后回应了这个挑战，向当时另一个意义上的重要象征——被她们一群学生活活打死的卞仲耘校长道歉。有人说她勇气可嘉，有人说她回避真相洗脱己责，也有人说道歉总比不道歉的好。脾性所限，我不太敢评论，因为我担心另一个问题：换了是我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我会做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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