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庆|文
一
造访台湾中央研究院,便想顺路凭吊胡适之墓。墓园不大,且为西式风格,清净朴素,蒋中正为胡适题的“智德兼隆”隐隐透露出墓地主人的昔日声誉。在墓旁的草坪上,不经意看到两块低伏的浅浅墓碑,一块是胡适二子祖望之碑,另一块则是祖望为其弟胡思杜所立。当年天地玄黄,政权易帜,思杜留在大陆,却因政治情势反戈其父,最终在“反右运动”中不堪凌辱而自杀,时隔多年,祖望为其立一石碑,或许是想为其受苦的胞弟招魂吧。
从胡适墓地旁的小径入,不久即可见一中式坟冢,此处安息的并非旁人,乃是当年研究甲骨文的“甲骨四堂”之一的“彦堂”——董作宾先生。甲骨之学,非笔者能道说一二,不过那一代研究甲骨文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可以折射出20世纪整个大时代的某些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