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收条

袁凌|文

　　在杂志社包房的酒店大堂见到余茵，落座她说：“你带的东西呢？”

　　余茵是我前单位的同事。年前，因为看到了一组关于我家乡伤残矿工的图片，她托我春节回家带5000元钱，捐给5个人。

　　我从一个小本的塑封里掏出五张叠在一起的收据，签字的是矿工或者他们的家属。

　　余茵展开那些收据看着。

　　“噢，这份上写着初四去世，怎么回事？”她挑出一份收据问，收据上签着“王祖成”三个字。

　　“这是个得了尘肺的矿工，签字时在镇医院里，开年的初八去世了，我就加上了注解。这个签名，是王祖成留在世上的最后遗笔了”。我对余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