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改革教训 (2007年06月25)

    至今，专家们对于以下问题仍众说纷纭：是苏联改革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犯了本可避免的失误，还是米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由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选择空间极度缩小实际上别无选择，也无机动的可能。
    看来，在当时改革的框架内选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犯下的错误严重恶化了局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这些可能性和错误分为制度上的和行政管理上的两类。
    属于第一类的是苏联和苏共改革领导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和稳定的群众基础的失败。
    大家都清楚，苏联是“党的国家”，其中的苏联共产党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和国家的机构紧密交织，互相联结，因此党的削弱便自动导致国家日趋瘫痪。很难否认，尽管十分不民主，但这个独特的权力组织方式在苏联现代化中作用不小。党－国家是十分有效的开发式加速发展的主体，尽管为此不得不付出了人民艰难困苦的巨大代价。
    而在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这个半军事机制开始停滞。它逐渐变成了苏联发展的阻力。在科技革命和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条件下，按官名录任职的原则竞争不过职业内行和效率原则。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指令性计划支配。党在苏联是社会机动的惟一渠道、社会成功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因此吸纳了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思想信念的人，只是表面看上去牢不可破地磐石般团结一致。事实上这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从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到隐瞒自己观点的反共分子）的大杂烩。
    悲剧性的矛盾是，我们背负着“苏共国家”这份逝去的历史时代的遗产就无法前进，无法发展，但是抛开它，则意味着我国及其社会由于失控危机和党机关中保守和“疯狂”（反动）分子的反抗而有失去稳定的风险。
    解决这一重大矛盾的可行办法是，由党的领导人主动分裂苏共并在其基础上组成社会民主党类型的党。一旦分裂，大多数党员（与其政治观点无关）及强大组织的主要资源将与领导人在一起。苏联共产党中根深蒂固的群众追随领袖的传统，将在这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91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正是这一思想成为政治路线的基础。但是“八月叛乱”埋葬了这一思想和新的联盟条约。
    共产党高层中保留强大的保守派，导致政治领导人往往在对迫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决策时行动迟缓。正如改革史专家们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苏联总统是一件大事。按照流行的观点，要是米戈尔巴乔夫是通过全民投票当选的（当时很少有人对他能取得胜利产生怀疑），那么在1991年的决定性时刻，他的权力的高度合法性可以使他对力图消灭苏联的势力采取更坚决的步骤。■

　　《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李京洲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本文节选自原书附录“二十年后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