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的源头究竟可追溯到何处？工业革命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动因何在？特别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欧洲，尤其是北欧和西北欧？
    由于近来学界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关注，欧洲工业化的时机成了一个热点论题，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学生之间。相当一部分汉学家，对于“欧洲在早期历史中即处于领先地位”的说法即便不是颇为不满，也表示大为怀疑。他们提出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认为与人们长期以来的成见相反，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在18世纪之前一直高于欧洲。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也仅仅是由于狭义上的工业革命（机器生产），才使西方最终赶上并超过了中国；同样，仅仅是由于这个十分偶然的差异（的确，有人说这不过是偶然事件），才导致了今天东西方之间巨大的鸿沟。诚然，这种观点抛却了常识的理智，颠覆了旧版的历史，但对于汉学家们希望纠正西方情结之自大和傲慢的努力来说，的确是十分有用而且必要的。
　　不过，观念上的矫正纵使令人满意，或许的确也对人有益，但仍必须尊重事实真相。西方汉学家们固然能从中获得某种满足，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对此却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他们知道，昔日的中国不仅丧失了自身技术革新的兴趣，甚至对16世纪以后欧洲访客所带来的新奇物品，竟也愚谬到未曾想去模仿——简而言之，他们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巨大错误，以至于浪费了长达400年的发展的大好时机。
　　的确，在某些方面，欧洲曾经长时期地落在中国人以及伊斯兰民族之后，但自中世纪晚期起就开始奋起直追并在15世纪超过了他们。是西方人最先绕过非洲大陆，打开亚洲封闭的水域，在其中从事探险、掠夺和贸易；而等到350年后，才有第一艘中国船只绕过非洲大陆驶入大西洋。二者都不是偶然的事件。在第二个千年的中期，大发现的时代来临了，整个世界都在向欧洲的船队敞开胸怀，昔日的后进者开始把它的先驱们远远抛至身后。
　　在这场沉默的经济竞赛中，我们领会到任何比较经济分析中所应考虑的一个要点——面对挑战的反应——即一种经济形式所具有的有效处理重大变革及其伴随效应的能力。在最近一千年的世界历史中，大部分的发展均围绕着这样的矛盾冲突而进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和非西方（尤其指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也存在于欧洲内部的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最早发展起来的是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和政体，直到17世纪以后，他们的领先地位才被低地国家和英伦诸岛相继取代。
　　这一历史性的变迁业已成为大量著述的主题，它们大多侧重强调北欧和南欧在宗教和制度上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不同的社会生活态度和行为价值取向，但这只不过讲出了部分的缘由。而前述“面对挑战的反应和相对衰落的危机感”这一主题框架，却为全面阐释该问题带来了几分新的亮光。■

　　《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英）大卫兰德斯著，谢怀筑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本文摘自原书“再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