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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记任铭善先生

王元化
2006年06月26日 00:00
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规范所制约所塑造

,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

    任铭善先生,字心叔,江苏如皋双甸人。曾师从钟泰、徐昂、夏承焘等国学大家。早年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后专攻经学。抗战爆发,之江大学迁到上海租界,在慈淑大楼租赁了几间房屋作为教室。任先生任之江中文讲师。那时我们家逃难到上海不久,母亲怕我荒废学业,通过之江教务长胡鲁生教授请任先生教我中文。我每周三次到任先生住所上一小时课。
    我第一次去拜访任先生,他穿着一件长袍,个子不高,神态肃然。他的生活简朴,居室只有几件木制家具和一把休息用的藤椅。我每次去他家,他都端坐在书桌前读书,从来没有闲散的时刻。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给我讲授了《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三门课程。《说文解字》依序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庄子》用的是郭庆藩的集释本;《世说新语》则是他指定我自己读的。任先生讲课时全神贯注,声音洪亮,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他也是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对我讲解。
    任先生是个认真的人,他曾批评过我几次。那时我正忙于抗日救亡工作,去任先生那里上课常常迟到,有时甚至缺席,任先生很是生气。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去上课,他跑到古拔路我家中,留下一张便条,说他“久候不至”,问我为什么不事先请假。我受到了母亲的责备,虽然心中有些惶然,却并没有向他表示歉意。多年以后,每念及此事,他那消瘦的面庞,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洪亮的嗓音,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使我不敢荒疏懈怠。
    那时我读了一些左倾书,自以为掌握了“前进的意识”,有时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几篇拿给任先生看。他读后冷冷地说:“写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的文章气势急促,不好。”过了几天,任先生拿他的学生作文卷给我看。我还记得一篇描写湖边观景的作文卷,有“远山踏波欲来”之类的句子,任先生在旁边加上了圈点表示褒奖。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文气”是什么,经过任先生的点拨,才开始有点明白。九十年代末,钱钢为我编学术年表,说我注重文气是源于任先生的教导,就是指此而言。
    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原因是鼓动学生走“白专道路”。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不准教书,不准发表文章,每月只发生活费。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他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藏书和历代碑帖卖掉。“反右”后,他写的学术论文,除六一年短暂的宽松时期得以本名刊出(如为《中华文史论丛》所撰“经传小辨三题”),其他大多不能发表。亏得夏承焘先生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报刊上去刊载,他才得到一些稿费补贴家用。“文革”爆发,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次年,终于郁郁以殁,春秋五十有四。
    论曰:章太炎尝云,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故忠言常遭忌于当道,直行多为社会所不容也。呜呼!任先生两者兼而有之,怎能不陷入悲惨之境?他的敬业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以直道事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有时想,他在为人处世上是不是太执着一些?前些年听人说,五十年代初,任先生在大学任教务长时,一心想把教学工作做好,律己严,而且也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他曾在别人上课时去旁听,发现讲解有误,就情不自禁站起来直言说出,致使对方难堪。我相信,任先生这样做,丝毫没有扬才露己、贬损别人的成分。但是,他在做法上太激切了,太缺乏考虑了。
    近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说“若己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无邪堂答问》一书多精辟意见,令人折服,上面所引这些话也是不错的。但无邪堂是理学家,不大重视人的性情方面。,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人的美德有时也会夹杂某些负面因素。因此,人固然应该向着臻于至善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臻于至善。
任先生固然难免无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责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这种因素,要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那么恐怕也会使他身上耿介正直与敬业精神随之消失,因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这是性格所生成,难以分解,去掉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复存在了。恐怕这也就是人产生许多困扰和悲剧的原因之一吧。任先生也难逃此数。■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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