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也许是中共高层官员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早年，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高层的“卧底”；新中国成立后，他是资深外交官。然而，无论是基辛格的回忆录还是毛泽东的传记，都没有记录下他的名字。直到1991年，熊向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出版，他的传奇经历才逐渐为人所知。
　　熊向晖传奇的政治生涯始于周恩来的欣赏。1937年12月，周恩来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利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部队“服务”的机会，打进国民党内部。出于对胡宗南的了解，周恩来提出，此人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其时，熊向晖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兄姐四人都在读大学，又有肯用脑子、比较细心、善于随机应变的长处，被周恩来认可。
　　熊向晖不负厚望，甘做闲棋冷子，开始了长达12年的情报工作生涯。为了引起胡宗南的注意，点名时他故意不出列立正。胡见状不悦，质问熊为何要到本军来，熊答：“参加革命”，并接着说道，胡宗南的部队不是打日本人吗？这难道不是首要的革命任务吗？熊向晖的对答和个性，博得了胡宗南的赏识，遂委任他为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使他得以在关键时刻提供重要情报。
　　1943年6月，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密令胡宗南到陕西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就“闪击延安”进行部署，企图一举消灭中共首脑机关，攻占陕甘宁边区。熊向晖及时密报中央。毛泽东果断使用这些情报，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将蒋介石的阴谋公之于众。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又鉴于“闪电战”计划的败露，只得罢兵。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为此，毛泽东曾称赞熊向晖，一人“顶几个师”。
　　另一次重大的机遇发生在1947年。其时正值解放战争白热化阶段，胡有意栽培熊向晖，送他赴美留学。当他抵达上海港准备上船时，忽然被一群军统特务截住，说胡宗南有要事要他回南京。他以为身份暴露，匆匆回家与妻子诀别。到了南京，却见胡宗南哈哈大笑道：“推迟出国三个月，打下延安再走！”随后，胡宗南让熊向晖进入密室阅读进攻计划，并协助其进行进攻准备工作。熊向晖立刻向延安通报了这一情报，为共产党争取到了充裕的转移时间，使得胡的部队扑空，一连几个月四处搜寻共产党军队而一无所获，终究悻悻而归。共产党避免了与国民党军队的一场恶战。此次事件成了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两年后，解放军进入北平。
　　赴美仅三个月，熊向晖的真实身份被国民党政府破获，而他人已在美国，奈何不得，倒也罢了。有趣的是，台湾“国防部”1973年编撰的《胡宗南上将年谱》，还以保送熊向晖等赴美留学为胡的功绩。熊在回忆录中嘲讽到：“抹黑胡上将竟因此而留下历史的文字纪录，此段文字本可避免，殊堪一叹！”
　　两年后，获得了社会学硕士的熊向晖回到祖国。熊向晖从此投身于外交事业，成为周恩来最信任的部下之一，并参加了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会上，中英两国达成互换代办的协议。1962年，熊向晖亲赴伦敦出任这一职务。
　　1966年“文革”开始，为了保护陈毅免受迫害，91名外交官联名上书申诉，熊向晖也在上面签名，并因此受到批斗。但是毛泽东念及他曾经立下的汗马功劳，委托周恩来出面调解，使他得以躲过劫难。
　　1969年，应毛泽东要求，他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一起，于6月7日至7月1日就如何应对严峻的国际局势进行了六次讨论。由熊向晖起草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得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的结论，同时提出“打美国牌”、遏制苏联的建议，并策划了美中高层会晤。自此，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逐渐为1971年基辛格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扫平了道路，直至最终中美关系解冻。基辛格秘密访华时，熊向晖担任了周恩来的助手。在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过程中，他无疑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
　　1971年，熊向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联合国大会。熊向晖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项使命，是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大使。
　　熊向晖的私人生活丰富多彩，但直至逝世，他的公共角色一直非常朴素而务实。当年，他以国民党的公开身份与未婚妻谌筱华相识，很快便告之其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并对她说：“和我一起生活，要承担很大风险，你愿意吗？”当时只有21岁的女学生谌筱华毅然应允。他们的婚姻历经半个多世纪，直至2001年熊夫人逝世。■
　　作者约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为原英国《卫报》驻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