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所谓“后新时期”，也就是后现代社会，出现了社会的市场化、审美的泛俗化和文化价值多元化三股大潮，这意味着以西方为参照的现代性已经破产，以宏大叙事为凭借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宣告死亡。在9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种后学思潮，在其影响和声势上远远不及人文精神的诉求，其后学理论也相当粗俗，论述多为独断，并热衷于建构代替现代性的另一种宏大叙事，所谓的“中华性”。不过，它的确开了90年代中国知识界后现代的先河。90代中期以后，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形成了—股强大的热流。启蒙理想和理性主义的被颠覆，从话语的根基上解构了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立身依据。
　　后现代话语与学科专业化，到20世纪90年代就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主流的知识现象，这其中有知识分子反思后的自觉选择，也有国家体制和文化商业化外部环境的配合和制约，到90年代末，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遂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
      。一部分知识分子退出公共空间和公共话语，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试图以各种方式重建公共性，恢复知识的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有机联系。不过，随着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急剧分化，即使是在公共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何重建公共性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涉及对知识分子使命的自我理解和所依据的背景，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精神派知识分子。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坚定地相信知识分子代表着普遍的真理、良知、正义，知识分子应该为这些神圣的价值而呼喊、奋斗和干预社会。他们特别强调，虽然对人文精神的实践是个人的，但其背后有确定不移的“超个人的普遍原则”和“超个人的社会公理”。那是容不得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人文精神不仅是十种关怀，而且与实践不可分割，它本身体现为人文实践的自觉性。
     在对抗社会的商业化上，以学者为主体的人文精神知识分子还是属于比较温和的，相形之下，与人文精神派同时出现的，以作家“二张”（张承志和张炜）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派，则表现出异常激进的反抗姿态。
     这是第二类公共知识分子。
     在社会世俗化大潮面前，“二张”以“抵抗投降”的高调出现，他们以“精神圣徒”自称，宣布要高举鲁迅先生的反抗和不妥协的旗帜，代表社会底层或边缘的被压迫的民众和弱者，“向长久脱离民众甚至时时背叛人民的中国知识界挑战”，“对体制化的学术和文学冲决或反抗”。为了反抗，甚至不惜赞美暴力的合理性。
     第三类公共知识分子出现得稍晚；大约在90年代中后期，是以汪晖为代表的“批判知识分子”。
     以前述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一样，汪晖也是在质疑启蒙思想的普世化现代性为出发进行反思的，但他拥有前者所不具备的西方学理基础和思考深度，他既忧虑学院化体制下知识分子失去了与公共生活的有机联系，又注意到市场化下公共领域为商业逻辑操控的普遍现实，在他看来，惟有揭示社会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权力关系，才是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职责。为了拒绝知识界为他们所作的“新左派”命名；汪晖以“批判知识分子”的方式来自我理解他所代表的这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批判的思想群体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揭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知识分子群体所习惯的思想方式和观念、与这个不平等的发展进程的内在的关系”。
      这三类知识分子不是个别的经验现象，可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经典的知识分子理想类型：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和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
     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Gramsci)对知识分子所作的经典区分，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独立的、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正义和理想，而有机知识分子则是与阶级一起创造出来，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着某种有机的思想联系，他们自觉地代表着某一个阶级，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
      而所谓的特殊知识分子，是福柯所创造的概念，对应着所谓的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而言。在他看来，无论是传统知识分子，还是有机知识分子，都属于普遍知识分子，即相信有一种普遍的真理和知识的存在，并且热衷于扮演先知般的预言家，指导人民往什么方向走。而特殊知识分子刚好与之相反，他并不预言、承诺某种社会目标，只是从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通过专业分析的方式，揭示所谓的真理与权力的不可分割，拆解社会隐蔽的权力关系，因而批判、而且是具体的批判，而不是建构尤其是整体的建构就成为特殊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方式。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人文精神知识分子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道德理想主义者是一种有机知识分子的类型，而批判知识分子则比较接近福柯式的特殊知识分子。■

（摘自《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许纪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卷二“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题目为所加，参见“1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