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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中的思想、感情和趣味

2007年06月25日 10:17 来源于 caijing
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
    雷颐在他的《历史的裂缝》一书的跋中引证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话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消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
    这是他所心仪的治史境界,所以,此书一脱人们习见的缜密考据、反复辩难的面貌,集思想性、感情与趣味于一身,以随笔的形式,在对中国近代重大事件娓娓道来的同时,让人切身体会到历史的严峻与鲜活,人性在巨大考验面前的伟大、渺小或者惶恐挣扎。这是一本让人身临其境的书,也是让人面对现实浮想联翩的书。
    它的思想性在于,作者在研究历史时带着强烈的、深刻的当下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它的境界和风貌。作者研究中国近代史贯穿了一条红线,即探究中国人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在寻找国强民富的现代化之路时,是放眼世界向前看,还是因循守旧,是抓住机遇,还是错失良机。虽然历经改朝换代,但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与困局,在性质上与晚清以来的问题与困局常常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所以,。
    这本书还充满感情,因为作者对历史人物充满感情,对历史现象、事件中折射的中国的命运充满感情。基于这种感情,作者对于所论列的种种人物,不论是执掌中枢、权倾一时的皇亲贵胄、封疆大吏,还是诤诤敢言、大义忘私的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一种同情性的理解。历史因为人的活动而有生命,历史人物因为其抱负、局限、雄心和私心得到同情理解和公正描写而栩栩如生。在雷颐的笔下,历史不是冷冰冰的过去。
    作者不但把历史变成故事,而且显示了高明的讲故事的本领。复杂的政治背景、人事关系,三言两语就交代得清清楚楚,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有着墨不多但准确的刻画。作者尤其善于在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像文学作品般烘托气氛。 比如,在本书开首篇“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中,我们分明能看到一幅这样的画面:戎马倥偬之际、日理万机之余,曾国藩居然与下级议论起清王朝是否气数已尽的问题。幕僚尽抖“黑话”,主子步步进逼,剖析之精准,思想之大胆到位,既充满张力,又极具快感,这是我们在读《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和“隆中对”时曾经体会过的。
    论到近代史及其人物,李鸿章是绕不过去的。长期以来,李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成定势:与洋人打交道时步步退让,专干卖国丧权之事。改革开放中,“当代李鸿章”的帽子也飞舞过,并且吓退了不少人。但是,说李鸿章等于腐败无能、等于卖国,实在是昧于历史的偏见。当时的上层人物中,李恐怕是最了解情势,最有切实办法改变中国被动挨打局面的人。当然,他也不放过机会捞取私利和扩大权势。书中对李鸿章的旧官僚习气有生动刻画,但对他的深谋远虑、苦心孤诣,以老练、圆滑的手段推动变革图强大业,更有翔实叙述。
    李鸿章首先是旧官僚,旧体制的弊病和陋习在他身上有明显表现。1896年5月,李鸿章出使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在会见俄总理大臣维特时,谈及莫斯科霍登广场庆祝集会发生拥挤踩踏、近两千人死亡的事件。李鸿章问维特是否打算如实禀告沙皇,得到“详情已经呈报”的回答后,李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对此,维特的评论是:“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人前头了。”作者联系到中国在“萨斯”期间的瞒报,议论了中国传统深厚的官场文化和“潜规则”,进而论及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
   “铁路与政争”一文则反映了李鸿章的另一面。铁路的重要不言而喻,但守旧派以“祖宗成法”为由百般阻扰,李鸿章使尽浑身解数,不论是指使他人上书,还是疏通朝廷权贵,或是亲自出马上奏,都被顽固派否定。最后,李鸿章在自己的地盘内打“擦边球”,找出“运煤”这个不关乎意识形态方针大计的小理由,终于促成由海军衙门办理修路。不过,当李想扩大战果,把铁路修到天津、北京一带时,却遭到顽固派的拼死反对。 论战方酣之际,另一洋务派大员张之洞提出方案,主张避开京畿要地,改修腹省干路,这个计划得以通过,但明显具有限制北洋系势力扩张的含义,李高兴不起来,态度消极。之后,由于日、俄威胁加剧,李终于得到修建关东铁路的机会。李的盘算、等待功力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在甲午战争前夜,清政府决定挪用经费给慈禧太后祝寿,山海关到沈阳的主要部分铁路竟被迫停建!
    这种种曲折,反映了当时新旧思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利益博弈与纠缠,远非以前“爱国-卖国”、“革命-反动”的简单说辞所能解悟。■
《历史的裂缝》,参见2007年第12期“6月荐书”。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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