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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托马斯

2011年10月14日 16:09 来源于 《财新周刊》

  1985年5月,托马斯首次到中国访问,我陪他去长城。那天我为他拍了一张照片,背后城垛上刻满“某某到此一游”,托马斯为人们以如此方式要被记住的强烈欲望感到惊讶。后来照片上了一本书的扉页。那是托马斯的诗歌的多语种译本汇编,也包括我1983年夏天从英文转译的几首。正是在翻译过程中,我意识到我正与一位大师相遇。


  2005年7月,我和甘琦,还有胡舒立和苗棣夫妇一起参加了塔尔伯格(Tallberg)基金会的年度论坛,这是由所谓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等精英组成的对话平台。塔尔伯格在瑞典北方的湖边,是著名的度假胜地。论坛中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主要是托马斯和我的诗歌朗诵会。那是在一位已故瑞典作家故居的谷仓里举办的。阳光从窗外涌进来。这是个独特的朗诵会。我朗诵了自己的诗,也朗诵了我译成中文的托马斯的诗,由瑞典听众和主持的美国诗人分别朗诵了他的原作和英译。我和托马斯各坐在谷仓一角。他不说话,但听得津津有味,目光发亮。


  朗诵会结束后,托马斯用左手为听众签名。他一笔一画,每次签名要花两三分钟,但他从不拒绝。随后我们在作家故居的花园散步。我和托马斯的夫人莫妮卡轮流推轮椅。那天阳光明媚,偶有微风,托马斯的白发被风掀起。胡舒立和苗棣也在听众中。


  散步时,莫妮卡接到小女儿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她说了几句,把手机给托马斯。托马斯只能听,不能回答,除了点头应和,惟一能说的就是瑞典话“很好”。我说他像个隐居的炼金术士,现代技术还是不可阻挡地进入他的生活。托马斯自己说过:“我的诗是聚合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景中的大小细节的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遇,自然和工业交错等等,就像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此时此刻,手机就是这种突然的联系。(开篇图)

责任编辑:宋宇 | 版面编辑: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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