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述”的兴起：高华访谈录

　　7月的南京已是酷暑，高华手捂着左腹，身穿长衣长裤从书房走出。1月做的伽马刀手术副作用极大，加之因怕影响大脑而拒服止痛药，他至今每日疼痛。但他始终以惊人意志忍耐，精神矍铄，谈话中偶尔因身体不适而离开，小憩片刻，从未露出异样神色。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是深孚众望的历史学者。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做过八年工人，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留校任教。2000年，他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资料撰成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香港出版，该书是第一部全部利用大陆公开资料系统梳理延安整风运动前后过程及其影响的专著，鞭辟入里，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革命年代》出版，这是大陆第一次公开出版他的作品。该书收录了他近年来35篇对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追溯历史被建构的过程，还原层层粉饰的真相，角度独辟蹊径，尤以《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等文最为引人瞩目。

　　今年7月1日，高华在南京的家中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的采访，畅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述”。

“革命叙述”脱胎何处

理论化的“叙述”都是来自苏联

　　财新《中国改革》：为什么“革命叙述”会成为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线索？

　　高华：20世纪中国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革命叙述”。中国共产党如此，早期的中国国民党也是如此。这有两方面的传统。一是由于中国自清末以来开始的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套新的叙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皇权统治天经地义，怎样让大家认为它有问题呢？先是康梁等人提出改良，后来发现改良的路不顺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激进派就提出要推翻皇权统治，于是就建构了满汉对立、种族革命的新解释。这是中国留日学生受到西方新思潮、包括日本本身的新思潮的影响。应该说这套解释对于发动辛亥革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的传统来自苏联，它给出了相对准确的概念。

　　财新《中国改革》：既然有中国自身的传统，为什么北洋政府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叙述”？

　　高华：在1912年至1927年的十多年里，北洋政府统治中国。今天一些年轻一代的朋友，甚至学界的朋友，有时会开玩笑地讲，中国最好的时期是在北伐之前，因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有相当多的思想自由，结社自由，国会有参、众两院，公民社会开始初步成长，经济增长也很强劲，等等。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中国在各方面都落后，应该全面拥抱西方价值，包括西方的制度建构和思想观念。袁氏称帝失败后，就连北洋军阀的主流也被这种看法所“裹挟”，不敢提出对立的看法。北洋武夫虽有枪杆子，但理不直，气不壮，反而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因为民国甫一建立，北京就有了国会，最多时有上百家报纸，大家已经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

　　当然，在面对思想界的改变或学生的行动之时，北洋政府以及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有词汇来表述。比如将学生的某些激烈行动和马克思主义称为“过激派”，但这些词语只是描述现象，缺乏对性质的准确把握。后来的一套理论化的“叙述”，都是来自苏联。

　　财新《中国改革》：苏联带来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高华：苏联先是给中国国民党提供了一套解释。比如，它明确提出，现阶段中国要进行国民革命，要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为国共两党所共享，是大家都接受的。另外还有一个口号“劳工神圣”，实际上已经带有共产主义的某种阶级诉求了，但是中国国民党觉得也能接受。

　　苏联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更多。最初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里已经有所体现。但是当时就那么几个人，怎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所以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纲领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现阶段要反帝反封建，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与其他民主派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但是在统一战线中要占据领导权。这些是诸如陈独秀、李达等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造不出来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这些概念到了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因为它好像跟中国共产党人的感觉一致。如果不一致，慢慢就被淘汰了。

　　财新《中国改革》：也就是说，国共两党都很快意识到了理论化的“革命叙述”的重要性？

　　高华：对。但是两者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都是理论家，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只有一部分理论家，大部分是行动家。

　　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有帮会分子、资本家、学生、华侨富商，专职的理论家只有戴季陶等少数人。但中国共产党内部许多是理论家。共产党本应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了知识分子政党。在“一大”“二大”“三大”期间，这个知识分子政党没有太大的发展。到1923年召开“三大”时，全党也就是几百多人，依然局限在一个知识分子理论讨论俱乐部的框架下。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联人在中国调查，寻找在中国的支持力量，选来选去，觉得还是中国国民党比较适合。因为那时中国国民党力量最大，成立最久，有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广东的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很大。所以，最初在工人阶级中具有影响力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国国民党。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比较国际化，成分很单一；而中国国民党则比较中国化，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还不太懂这些东西。它早期就是创办几个小杂志《劳动者》《劳动界》《劳动音》，共产国际的钱一旦不能及时到账，杂志马上就停了。在我看来，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帮助，主要有三个方面：理论帮助、经费支持、以及后来的干部培养。干革命是需要钱的，这个时候还没有以后的打土豪分田地，钱从哪儿来？今天披露的大量史料表明，没有钱，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连去广州出差的十多块钱车票都付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