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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二十三】Pritchett画龙,萨默斯点睛

2008年05月14日 14:00 来源于 caijing
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这门课中大约一半的课由Pritchett 教授主讲,但萨默斯几乎每次都来听课,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时常提问,或答疑,或谈心得体会,或阐述观点,或表示强调。而萨默斯讲课时,Pritchett 教授也是忠实听众。。
  4月24日,Pritchett 教授讲解与全球性公共产品——卫生保健有关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挑战。他认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很多疾病已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例如中国的肺结核、非洲的麻疹、拉丁美洲的小儿麻痹症以及全球性的天花等等。
  当讲到“敌敌畏”(DDT) 被广泛用于消灭蚊虫,以减少传播致命的疾病疟疾,他提起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4年出版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这是一本极力提倡保护环境的书,作者描写了她儿时的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由于环境的恶化都不见了,春天变得死气沉沉,而敌敌畏就是破坏花草树木的罪魁祸首之一。此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敌敌畏以保护环境。与此同时,两千万儿童死于疟疾,因此,有人指责“蕾切尔·卡逊杀害的人数比斯大林还多。”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萨默斯举手插言,“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们生活的健康与幸福,不是植物的。虽然卡逊提倡保护环境是对的,但是不是应该以牺牲许多儿童的生命为代价,值得推敲。我想指出的是,好心未必有好的效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接着,萨默斯回到几周前Pritchett讲过的(非技术)移民问题。他说,美国人的特点是理想主义,处理各种问题时喜欢讲公正、公平、人道。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劳动力报酬的巨大差异吸引很多外国人到美国,从事打扫卫生、看孩子、照顾老人等工作,然后他们寄钱回家,帮助亲戚家人。在这些人及其家人收入提高的同时,美国人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的服务。这是经济上的“双赢”。但问题在于,这些外国人是否可以享受美国的各种福利待遇,包括养老金、医疗和子女的公共教育等等。美国人的理想主义,至少国会决策反映出的理想主义,是厌恶同工不同酬,不愿意制造“二等公民。”而美国的公共财政承担不了这么多外籍人的福利待遇,结果只能是严格限制这些移民,设置多种签证障碍,使得很多以打工谋生的外籍人多年不能回国探亲,非法滞留美国。经济上的“双赢”被大幅减少了。
  “与此相反,在科威特,人们雇佣从南亚贫穷国家来的打扫卫生、看孩子的人,不觉得没有给外籍雇佣任何福利待遇有什么不对,并且允许他们在本国与科威特自由来往。结果,科威特人在享受外籍人服务的同时,也为贫穷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萨默斯又举身边的例子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他开这门全球化课程之前,曾有教授建议他将学生数量限制在25人以内,这样在学期结束前他可以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哈佛本科生的课程都是大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聚在一个大礼堂里听教授讲课。每周的分组练习和小班习题课只能依靠几个、甚至十几个研究生主持,学生对此非常不满。“如果我采取这个建议,你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不能来听这门课。你们会怎么想?或者人为划分两种学生。被接受的25名学生坐在前排,其他人坐在后排,不允许提问。教授的所有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前排的25名学生上。其他人就是实质上的‘二等公民’,你们又会怎么想?”
  他总结说,“在这门课里,我要强调的是冷静地、理性地、客观地分析任何一个政策可能导致的各方面的后果,而不是被冲动和激情所左右。”
  4月28日萨默斯主讲气候变化。Pritchett 教授也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旁听。
  进入主题之前,他开诚布公地说,对世界组织在一些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非洲国家的作用问题上,Pritchett 教授意见与他相左。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像乍得这样的国家,不能因为工作艰巨而放弃。
  “完全从乍得撤离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放弃努力,我们仍然应该积极想办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我们离开后果会怎么样?一些对人权不敏感的国家很可能会见缝插针,影响石油丰富的乍得。”
  观众席上Pritchett立即对答:“我承认,在世界银行离开后,缅甸的情况恶化了。但不同点在于,一些非洲国家天然矿产丰富,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府利用垄断矿产的收入,维持其独断专行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外界很难改变其政治体系或经济体系。我们对这些国家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世界银行几乎无能为力。与这样的政府共事,只能使其苟延残喘。所以有人说,索马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比有一个独断专行、搜刮掠抢的政府要好。”
  萨默斯说,“我不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最优选择的说法。打个比方:试想一个政府垄断一条高速公路,征收过路费。即使收费很高,但仍然有消费者剩余。”他在黑板上画出经济学家最常用的供求曲线,示意消费者剩余的部分。“但如果是无政府混乱状态,每个有权势的集团都想征收自己地盘的过路费,那么消费者剩余几乎就是零——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好处。”
  Pritchett反驳,“我不想占用你上课的时间过多,所以长话短说。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说,我们习惯与一个政府打交道。如果没有政府,如果我们想解决跨国界的流行病传播的问题,我们找谁呢?但这并不能说明有一个共同的政府就比有无数个小政府要好。十六世纪的德国就有很多小国家。人们从一个小国家到另一个小国家,需要交很多国家的过路费。但是后来,这些小国家通过战争融合,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个整合重组的过程是自生的,不是外来的。这比外部强加给他们一个政府要好得多。”
  萨默斯又说,“但是从这个(非洲贫穷)国家的普通人的角度说,有国际组织的存在和影响,他们的政府会有所收敛,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他对学生总结道,“我和Pritchett教授的分歧说明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在国际关系中,是断交隔离好呢,还是有问题的共处好呢?很难有确定的答案。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有不同的选择。希拉里要求,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后,她才同意和北朝鲜这样的国家谈判。奥巴马则不设置任何条件,愿意与任何国家谈判任何问题。” ■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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