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

　　深秋，北京，1972年。从三里河至和平里的13路公共汽车上，一位身着中山装的52岁男子，心无旁骛，默默背诵着“元素周期表”。与他经历过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相比，默记元素周期表和更复杂的化工知识，显得很轻松。他是中国第一套30万吨乙烯工程的副总指挥马洪，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安排下，两年前悄悄由山西娘子关调回北京。
　　历史必须借助一连串偶然才可呈现出它的必然性。镜头切换到20年前，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担任主席，邓子恢、李富春、贾拓夫任副主席；委员包括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安志文、马洪、薛暮桥。
　　16个月之后，1954年3月，毛泽东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委婉道出：“……我总觉得党内外有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好像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我强烈地感到党内存在两个中心，一个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另一个却隐而不现。”就这次谈话不久，那个隐而不现的中心被摧毁了。也在那一年，马洪行政级别被贬七级，就任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副经理。
　　那场“地震”之后七年，1961年，逆境中的马洪，以不懈的调查研究和真知灼见，成为邓小平主持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亦称“工业七十条”）的主要执笔人之一。此后，他被任命为化工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文革”爆发后，马洪陷入更深的逆境。
　　在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并多次经历逆境与顺境的大起大落的老党员当中，马洪表现的两方面素质结合得恰到好处：兼有“克己忍耐”和“顽强斗争”两种品格，兼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经济管理才能。
　　镜头切换到72年前，山西省定襄县一所宗族学堂。一日，先生发现学生们交上的答卷雷同，似乎有人在替他们做功课。追问之下，他发现了那个扫地孩子的天赋，允其入室，之后更保荐他去读大同铁路新学。不过两年，他已成长为同蒲铁路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年17岁。这位年轻的总工会负责人与阎锡山谈判时初露锋芒。阎既感慨又恐惧，遂通令缉拿这个姓牛的小伙子。
　　姓牛的马洪由山西一名军官护送，去了延安；依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建议，改名“马洪”，以期再返敌后。三年勤奋学习，21岁，马洪成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1942年，他随社会调查高手张闻天赴陕甘宁边区，为期一年半，耳濡目染，知微见著，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没有调查与真知灼见，马洪绝不发言。
　　远比“不发言”和“随意发言”更困难的，是基于调查与真知灼见的恰到好处的发言。1984年，马洪被一连串偶然事件带到了一个历史关口。那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十年浩劫”结束不久，人们还普遍缺乏以恰到好处的语言表达政治诉求的智慧。马洪以丰富的政治经验，以比共和国年龄更久的经济管理资历，更以在漫长逆境里从未嫁祸于人而享有的广泛信任，不畏风险，不怕得罪老领导，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终使他能够有把握地上书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了最具稳健派风格的微妙且意义深远的政治表达。
　　时隔20年后，在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评委会为马洪撰写的“获奖理由”中，特别提及马洪及他的这封信在当时形势下的重大贡献：“他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文字表述写入全会决议，并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局外人看中国改革，称赞它是渐进的，且远比苏联的激进改革成果卓著；局内人看中国改革，知道“渐进”的改革，其实每一步都需有人敢于承担风险。马洪的风格是抓住历史机遇，顽强地推动中国社会演化，求成事不求成名。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政治表达获得合法性之后，1988年，马洪又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并受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委托，及时组织学者撰写了普及性读物《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表达。
　　2007年11月7日晨9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广场上，聚集着数百位前来向马洪遗体告别的亲友、学生、领导和同事，怀念他身上难得地融为一体的稳健、敏锐与顽强。
　　马洪像海水里的盐，默默融化着自己，潜移默化，影响了一代接一代的中国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