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的困境

    在鲁宾逊克鲁索和星期五的小岛上，基本上只有两种人际关系或交换：自由的或自愿的，强制的或霸权的。没有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每发生一次自由的和平的交换，市场原则就付诸实践一次；一个人每通过威胁使用武力而强迫另一人交换，霸权原则就发挥了一次作用。社会体制的所有形态都是这两种基本元素的混合。市场原则在社会中越盛行，则社会的自由与繁荣的程度越高。霸权原则越强烈，则奴役和贫穷越深重。
    这种两极分析的适当性还有更深一层的依据。这是因为霸权有一特点：对人类事务的每一次强制干预都带来更多的问题，要求进行抉择，要么废除初始干预，要么进行下一次干预。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任何的“混合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总是偏向这个或那个极端——不是纯粹的自由，就是全面的国家统制。回击说世界总是在中间道路，因而毋须杞人忧天，这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其自身带来的问题（借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是“内在矛盾”），中间区域没有一个是稳定的。这些问题之结果会将社会无情地推向这个或那个方向。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会认识到这些问题，无论其价值体系或就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的办法怎样。
    如果建立全面的国家计划体制，将会发生什么？将由于贫困和核算混乱等等不再能实现稳定，而这些问题会不请自来。如果人们像在原始的等级制度里那样相信国家计划体制是天命所至，或如果一个或少数几个不完全的国家计划社会可以依赖海外市场进行核算，那它可能延续较长时间。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完全自由的经济是惟一稳定的体制？从人类行为学来讲，是的。从心理学上讲，尚在未定之数。不受阻碍的市场不会有自己带来的经济问题；与人对自然的征服相对应，它将提供最大程度上的物质充裕。但是那些渴求支配其同胞之权力的人，或那些期望掠夺他人的人，以及那些不能理解自由市场具有的人类行为学意义上的稳定的人，极有可能将社会拖回到霸权道路上。
    回头再看干预的递增性质（cumulative nature），我们可以引述一个典型事例，即现代美国的农业计划。1929年，政府开始人为地将某些农产品的价格抬到其市场价之上。理所当然地，这些商品出现无法售清的剩余，一些农民放弃种植原有作物而开始种植这些保证可以高价出售的产品，使得剩余更加恶化。这样，消费者为之付出四重代价：首先以税赋补贴农民，接下来为农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第三是剩余被浪费，第四是得不到那些没有受到支持的部门本应生产出来的产品。
    而持各种价值体系的人都同样地认识到农产品过剩是一个问题。怎么办？这种农业计划本可以被废除，但是，这样做就与第一次导致政府补贴计划的国家统制学说无法调和。因此，接下来的措施就是对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农民设置最高产量限制。这种控制要求为每一个农场制定配额，其依据是过去某个基准时期内的产量，这种做法当然迅速地便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安排了农场产量。这种配额制支持了低效率的农场，束缚了高效率的农场。事实上，政府掏钱是为了不让农民生产某些产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产品几乎无一例外是政府所认为的“必需品”），农民自然转而生产其他产品。未受到政府补贴的农产品价格较低，也促使其生产者要求同样的补贴。
    作为国家统制主义逻辑的一种结果，下一步的计划则是通过设立“土地银行”，来避免农作物种植的这种令人尴尬的变换，即政府向农民付钱以保证某些土地处于完全“休耕”的状态。这种政策甚至剥夺了消费者享用替代的农产品的机会。土地银行的结果可以轻易预见。农民们将其最贫瘠的土地投入到土地银行，同时更彻底地耕种其余的土地，因而极大地提高了肥沃土地的产出，使得过剩的问题一如往昔。其中的主要差别在于，这时农民收到了政府为自己不事生产而开出的支票。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形成某种自然秩序，因而，任何干预性扰乱不仅导致失序，还会要求人们必须考虑，为应付失序，究竟是废除干预还是增加对失序的干预。■

《权力与市场》，（美）穆雷罗斯巴德著，刘云鹏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本文节选自原书“结论：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