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向内，向外？

把一切坏事推给别人，推给一个替罪羊，好像自己永远无辜的人，难免不重蹈覆辙

   有人说，中国小说家是讲故事人，而法国小说家都是哲学家。此话有点道理。中国人喜欢外在的情节远胜于对人复杂内心的挖掘和揭示。所以，武侠小说家可以堂堂正正在文学家排行榜上稳坐前几把交椅，而总也有教授之类的精英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当之无愧。可也因为如此，在中国小说家中几乎没有福楼拜和普鲁斯特这样的人，当然更不会有《卡拉马卓夫兄弟》或《魔山》这样的小说。
　　讲故事人，只要故事生动曲折，引入入胜就行了。哲学家式的小说家则不是为了让人消遣，而是为了让人在小说这种虚构中看到世界人生更深切的东西，看到平时看不到的自己。讲故事的小说是看过就算，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它只要向外铺陈；而哲学家－小说家的小说则是向内开拓，引领人们走向一个更纯粹也更复杂的世界和自我，往往令读者沉吟低徊，不能自已。
　　当然，这个世界上喜欢看《鹿鼎记》的人一定远过于喜欢读《复活》的人。可艺术的价值或精神的内涵不是可以量化的。其实，说哲学可能有点玄，向外的艺术和向内的艺术之优劣高下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中国式离婚》的制造者，显然深谙中国人喜欢外在情节的审美倾向，因此，凡是夫妻关系中可能想到的佐料，如无端吃醋、第三者、性无能等等，都用上了。《克莱默夫妇》也是讲一个离婚的故事，却没有那么多花里胡梢的佐料。它只是从人心深处描写离婚给家庭三个成员——丈夫、妻子和孩子带来的情感冲突和困境。因为触及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的现代人的存在状态，虽无外在的所谓戏剧冲突，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当然，《中国式离婚》是纯商业制作，《克莱默夫妇》是所谓的文艺片，不可同日而语。但中国的文艺家和读者一般喜欢外在的东西而很少向内下功夫，却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事实。
　　其实，注重向外而不爱向内，远不只是我们的审美倾向，更是我们看待事物的基本方式。这是现代性给我们心灵气质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古人从孔夫子开始，就强调反求诸己。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等等。理学家更是知道人是受心灵支配的，心正行自正，心不正则一切都不堪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最难战胜的是自己，最根本的也是自己。外在问题的根子在内部，在心。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要有担当，而不能把它归于种种外部因素。吴伟业不得已仕清，他不把责任推给外在因素，而是愧悔终身：“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悲怆诚挚，字字出自肺腑。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心”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的地位日益下降，而外部因素意义上的“物”则成了压倒一切的决定因素，直指本心的传统变成了外部因素决定论。从此，我们的眼睛总是往外看，而不再往内看。我们相信制度决定一切，而忘了制度取决于人（康德说过，一群强盗也可以成立一个共和国）。我们总是要让不在场的人和事为在场的人负责，比如，让古人和传统为近代的一切不幸负责；用上当受骗来解释自己的积极参与；把一切推给一个罪魁祸首，等等。浩劫过后，一听要自我反省，有人就勃然大怒。除了公认的几个人，大家都是好人，都是受害者，无论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而受害者总是令人同情的，要是受害者还能呼吁讲真话或反省未能做到“修辞立其诚”，立刻能让人感动莫名。
　　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做法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列维纳斯是个犹太人，二战期间被德军俘虏并被送去当苦力，他在巴黎的妻女东躲西藏，在东欧的父母兄弟被纳粹合作者杀害。这位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哲学家却提出：受害者也要部分地为自己的受迫害负责，纳粹的土壤存在于“民众”之中。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因妻子是犹太人而在恐怖中捱过纳粹统治时期，可战后他马上反省德国人的罪责。深受极权统治之害的哈维尔得出结论：“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驱逐出去。……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不付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有人会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因为人家有宗教背景，因而有忏悔的传统和意识。这实在是小看了人家。那么自觉地提出责任问题，实在是因为，能否为自己、进而为天下的事情承担责任，是公民和臣民根本区别之所在。■